作者：苏原
1949年10月1日,陈巳生、陈震中父子双双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开国大典盛大的阅兵式和游行。
几年前的一个深秋，我曾手持一册30年代的老上海地图，漫步在这个东方大都市清冷的街头，寻找昔日中共地下党人战斗的足迹：
浙江中路112号，20年代末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戈登路（今江宁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在此起草和批阅文件；云南路447号（现云南中路171－173号），与著名的天蟾舞台仅一墙之隔，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的场所；法租界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一幢洋房，曾是中共中央特科的内部接头处，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领导人时常来此处接头谈话……
80年的岁月如白驹过隙。如果没有镶嵌在门前的纪念牌，估计没有人还记得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而即便是那些在敌人的巢穴里出生入死的地下党人的后代，父辈们的故事也已经一点点远去。
陈巳生：一辈子的“地下党”
上海，湖南路。街边许多老式弄堂曲径通幽，老别墅在梧桐的绿荫里露出一角，不显山不露水。这里住过赵丹，也住过阮玲玉，这些风流人物为湖南路刻下了别样风情。60年前的某个夏日午后，在湖南路一幢曾经住过宋子文七姨太的小洋房里，一个小女孩曾在窗外悠扬的蝉鸣声中酣睡。一位慈祥长者靠在床边藤椅上，半眠半醒，时不时用手里的蒲扇轻轻为梦中的女孩带来一丝清凉……
女孩名叫苏君。几日前，在与这位当年的小女孩通话时，仍能觉出她对60年前的父爱的深深眷恋。这种眷恋不仅仅源自对父亲久远的追忆，也在于当年父亲给予幼小儿女的爱的确太少，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1953年8月，苏君的父亲陈巳生因病在上海逝世。追悼会上，陈毅等华东局和上海市的党政领导，以及梅兰芳等各界名流前往吊唁。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但即便在逝世时，陈巳生的面纱也没有被揭开，世人甚至包括其家属所了解和知道的只是作为民族资本家的陈巳生。随着岁月的流逝，苏君才终于得知，自己的父亲原来早在抗战初期就已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像自己的二哥、三哥一样战斗在党的秘密战线。
陈巳生于1893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海宁虽小，但自古学风兴盛，名人辈出。以近代为例，文有王国维，武有蒋百里。陈巳生的父亲陈汝康，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曾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十人一同加入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强学会”。光绪24年（公元1898年）6月，陈汝康直接参与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慷慨就义，他则潜回海宁躲避，继续宣传维新图存的思想。次年病逝。民初编修的《海宁州志稿》对他记述道：“时国家毅然变法，汝康亟于仕进，巍然列名于‘ 强学会’，及下令捕党人，恐罹祸，遂南归，咯血卒。然海宁之谈新政者，要自汝康始。”
父亲病逝时，陈巳生年仅6岁，但父亲维新图强的思想已经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印记。与奔走于国事的父亲相比，年幼的陈巳生更依恋的是伯父。年幼时，因父常年旅京，陈巳生的教育基本由伯父陈汝桢照应。伯父还为他聘请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私塾老师为其启蒙，这位私塾先生便是陈巳生的同乡长者王国维。
父亲病逝后，陈家家道逐渐中落，陈巳生被迫弃学到上海同兴洋货行当学徒，后改行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学习铜板刻铸。此间，他参加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逐渐接受了基督教的 “博爱”、“互济”的教义。1924年，他被派往郑州基督教青年会任总干事时，同驻军河南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相识相交。1927年，陈巳生到欧美游历和留学，三年后，他手捧美国哈佛大学文凭回国，并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助理总干事。
“九一八”事变后，陈巳生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34年，经族亲介绍，他到上海平安轮船公司任副经理，开始进入工商界。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大批难民拥入上海租界，流离失所。陈巳生同赵朴初等爱国人士积极组织社会救援，并主持难民收容所工作。他让夫人徐剑英到红十字会为难民服务，让胞妹陈祖芬到赵朴初先生的净业教养院工作，为难童服务。上海沦陷后，日本宪兵队曾因此把他传去责问。陈巳生与日寇据理力争。彼时的陈巳生是上海宗教界和工商界上层人士，日寇有所顾忌，只好把他释放回家。
1937年末，陈巳生应友人胡咏琪之请，到胡创办的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此后，他便频繁地参加社会活动，经常同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进步爱国人士聚餐；同时还参加工商界上层人士盛丕华、胡厥文等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以聚餐为掩护，谈论国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上海租界，上海的形势更加严峻。就在此时，陈巳生向在公司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提出了入党要求。由于党组织此前已对陈巳生进行过长期考察，所以中共江苏省委立即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由此，陈巳生从一位民主主义者，一位基督教和工商界上层人士，转变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44年，为了扩大社会活动范围，更好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党组织用金条作为出资，让陈巳生在大安保险公司投资的关勒铭金笔厂兼任总经理。陈巳生不仅把该厂的分红全部用于党的活动经费，而且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推荐自己同一地下党支部的战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化名刘镜清，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归江苏省委领导）到关勒铭厂任常务董事，安排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任该厂职员，为他俩取得了社会职业的掩护。关勒铭厂从此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一个重要的据点。
陈巳生炽热的爱国抗日激情和进步思想，对自己的亲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长子陈震东遵父命考入黄埔军校13期战车队，参加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昆仑关大战、滇西反攻作战、远征缅甸等战役，后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之前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加入了粟裕将军的第三野战军；次子陈震中、三子陈震海均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两个外甥投笔从戎，从上海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抗日，后来都成长为党的中、高级干部。在幼时抚养、教育自己的伯父陈汝桢，民国初年就担任上海华丰面粉厂总经理。淞沪抗战后，因周边环境恶化，该厂生产被迫停顿。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后，令其开工，为日军生产军粮，陈汝桢以年迈体衰不能上班为由予以回绝。陈汝桢与上海滩的头面人物、黑社会大亨杜月笙相识多年，杜月笙也在华丰厂有自己的股份。一次，杜月笙从重庆潜回上海，驱车来到陈汝桢家，劝请其上班组织生产，仍被婉拒。杜月笙也无可奈何，只得讪讪告辞。
抗战胜利后，陈巳生于1945年12月与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被选为民建上海分会理事；同时，他还与马叙伦、许广平、雷洁琼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
1949年9月，陈巳生和时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的次子陈震中，分别作为民建代表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与胡厥文、刘晓、潘汉年、周信芳、梅兰芳等18名上海代表一起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父子二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
陈震中：爱国学运“斗士”
1949年9月，在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列车上，上海代表团团长、上海市委书记刘晓让代表团联络员陈震中把一份党内文件送给陈巳生阅读。陈震中当时还感到有点惊讶，但后来想想，父亲长期来一直拥护党的领导，党自然也把他当作可信赖的朋友，所以组织上让父亲看看党内的文件也属正常。孰不知，父亲是位比他入党更早的地下党员。
陈震中是陈巳生的次子，1937年入上海中学读初中。时值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其父积极投身抗战的行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年少的他也在学校投身反对汉奸汪精卫的斗争。1943年，陈震中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学习。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中国设立的一所著名大学，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在其存在的73年中，培养出一大批各界精英，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等许多著名的校友，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影响。
圣约翰虽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但左派团体非常活跃，中共地下党的力量也比较强。1945年2月，陈震中在圣约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23日，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上海市民选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陈震中等被推选为学生代表，与人民代表马叙伦、胡厥文、蒉延芳、雷洁琼等11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乘火车赴南京，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停止内战。
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后，代表们立即遭到预先聚集在站台上的国民党特务、打手的凶残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受重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等立即赶赴医院看望他们。7月5日，毛泽东、朱德委托周恩来转发慰问电对陈震中等表示慰问。陈震中在上海的家人同样万分焦急。当时苏君11岁，在她的印象里，因为父亲陈巳生身份特殊，没办法出面，是母亲徐剑英（也是陈震中的继母）不顾危险，只身前往南京，接陈震中返沪，并日夜在身边守护。而后来母亲与三个哥哥亲如母子，和这件事情也不无关系。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下令要逮捕陈震中，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胞弟陈震海（亦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掩护下，他化装离沪赴香港。1948年，陈震中由党组织安排，离香港赴党中央驻地西柏坡，参加中华全国学生第14届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担任大会筹委会主任。次年三月召开的这次大会上，陈震中作为上海学联的代表，被选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1949年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执行主席刘少奇、李立三等担任选举总监督，另由主席团指定60人分20组监票。陈震中等为第14组监票人，胡耀邦等为第19组监票人。
十几年前，与苏君夫妇一起在中国驻苏黎世总领馆共事时，曾接待过钱其琛副总理代表团。钱其琛夫妇见到苏君时非常高兴，苏君后来告诉我，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学运工作时，钱其琛同志就与苏君的二哥陈震中和三哥陈震海在一个地下党支部。
去年11月，苏君的三哥陈震海专程从上海来北京看望钱其琛等老战友。或许，这是这些年届高龄的老战友的最后一次相聚了。说起哥哥和战友们的故事，苏君在电话里有些感伤。
我也被苏君的情绪所感染。这些为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的中华儿女曾经的故事，如今还有多少人能清晰记起？随着老人们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些发生在共和国诞生前夜的故事，又有多少能够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