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月）

 

作者：雷洁琼

 

　　当我们火车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怀着一片热忱，向政府及各党各派去呼吁和平，同时见到北站数万人民热烈的欢送的情形，更觉得责任重大，希望成功以慰渴望和平的上海民众。开车以后就有一位铁路职员请我们来签名，我们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后来路警也要我们签名，同时还要我们履历，那时我们就觉得有些奇怪了。便问路警是否每一个旅客都要把履历写出来，他说因为我们是代表，应当特别保护，所以要写履历的。我们就请他不必太费心，照普通旅客同样保护好了，所以拒绝将各人履历抄给他。

 

　　车到苏州，就有大批“工人”奉命将车外所贴与写的标语一律洗去。到了常州，就有“工人们”在扯洗车内的各种标语。等到了镇江就有五位所谓“苏北难民”的代表，要我们下车演讲，并说车站上有几百难民等着，这种“难民代表”的衣服，几乎全是纺绸的，而且谈吐流利，与普通我们常见的难民，完全不问。但是我们决意拒绝下车，虽然他们威胁我们说，倘若我们不下车，他们将卧在铁道上不许开车，如此纠缠了好久，后来站长终于出来相劝，火车终于开了。在开车时，我向车站上望去，一共只有一二十人，大概所谓“数百”难民就全在那里了。后来在某种报上说镇江难民有“数千”之多，深信那时尚未受重伤，我的视觉决不致如此晕乱吧。

 

　　下午七时许火车到下关的时候，有一位与我们同车来的类似军人的人，在月台上丢眼色，手指着我们，与月台上的人们在打暗号。车一停就又有“新闻记者”立刻上来访问，此时蒉延芳先生就一面下车走着一面谈话了。同时就有宪兵排长在月台上招呼马叙伦先生，我就在马先生旁边一同走着。方出月台，就有穿西装的数人，一面高呼“马先生来了”，一面就鼓掌，于是看见有数百位彪形大汉，立刻由四面奔来，围着我们，并将我们冲散。我看了这种情形，一面紧随着马先生，一面对宪兵说：“请保护我们出站，我们有车等着，就要进城的。”宪兵很客气的说：“且在候车室休息一下吧。”同时就引我们走近候车室了。后面在人声鼎沸中，听到有人高叫“不许他们出站，不许他们逃走……”把我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等我们走近候车室门口，我看见后面有人拥上来打马先生，并且有人拉我的肩膀，扭我的头发。我的眼镜，就在这时被人抢去，我拉住宪兵腰带，用力挣扎。宪兵保着马先生入候车室，我也被拉进去，而“难民”拉住我的衣服不放，于是衣服就被拉坏了。

 

　　当我们入候车室时，我看见马先生陈震中先生陈立夏先生，还有高集先生与浦熙修先生及其他记者，后来阎宝航先生也进来了，听说其余的代表被推到另一间餐室去了，而那面还有几位西人正在吃饭，“难民”们于是用全力来对付我们一间了。

 

　　当我们在候车室中，我看见有四位宪兵一位排长一位连长，四位警察，此外还有几位穿制服的人不时进出来往。“难民”们就在门外叫闹。宪兵对我说：“你们的安全，我们当然保护。请你们放心好了，但是我们的责任，仅止于维持治安。”我知道现在不是可以理喻的时候，也就不再多问，不过要求他代我们打电话通知在政府服务的朋友们，他说“现在电话全已断了”。于是知道这次事件的计划是非常周密的。除了静待发展没有别的方法了。

 

　　宪兵后来对“难民”们说，“你们可以派代表来。”于是一忽儿有八九位难民代表进来，所穿的不是西装革履就是纺绸衫裤，坐在长桌上，由阎宝航先生接见，他们提出各种要求如“停止斗争”，“停止人肉市场”等；闹了好久，阎先生答应代呈蒋主席，他们后来改变主意，说不要呈蒋主席，要见周恩来，阎先生也答应代转，但是他们要我们立刻领他们一同去见周恩来先生。阎先生说：“这太难了，诸位是在南京的，我方到南京，你们自己不就地去见，反而要我外来的人领你们去见，未免太难了。”他们认为不满意，骂我们不能代表民意，要我们立刻回上海去，后来又要我们保证他们武装回乡，阎先生也答复不能办到。他们相持好久，后来决定出去问群众。不一刻就高叫要我们演讲，结果又是阎先生出去讲话，但是阎先生一出去讲话，他们就高呼：“不要听，不要听！”“我们不要你来教训，我们要姓马的出来！”“打倒新汉奸！”“打倒共产党！”“要他跪下来！”阎先生当时愤慨地说：“我在东北打了几年游击，抵抗敌人，从来没有屈膝过，不能跪，你们枪毙我好了！”“难民”们就要他“滚”！他也就进来了。

 

　　我们坐在候车室，静听着外面“难民”们高呼各种口号，同时叫“打”之声不绝，室内紧张的程度达于极点，在这相持的局面之下，看见来接我们的新闻记者高集浦熙修二先生三次企图夺围而出，三度被打回来。同时宪兵警察，也渐渐一个一个少下去了。紧张的程度，随着宪兵与警察的减少而更为加强，马先生始终静坐在旁边不发一言，到宪兵只剩一位，警察只剩一位的时候，外面呼打之声，已转变为行动了，这一位警察，真是尽职，始终努力塞住门窗，而那位宪兵则始终立在马先生旁边，静待变动。可怜那位警察防了门，防不了两个窗，他东奔西跑弄得左右为难，在最紧张的情形之下，忽然一声霹雷，“难民”们把玻璃窗打破，将玻璃碎片掷到我们身上，我的面上血直流下来．但不知道伤在何处。这时，只见“难民”一拥而入，有的穿门跑进来的，有的穿窗跳进来的，我就紧靠近马先生身旁，他们先是乱打，有的拳打脚踢，有的把凳子折了当武器，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打的，只觉得两眼发黑，后来难民们觉得打得不痛快，把我拉开，推到沙发上用鞋脚踏，不一刻有一位女士倒在我身上，后来他们就踏地了，并且将我的皮鞋脱下来，拿来打那位倒在我身上的女士。我的头发有几人在沙发后面拉着，拉得痛到钻心，那时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多少时候，渐渐听见有人说：“不要把他们打死，打到差不多可以收场了，可以收场了……”我还觉得有入抢我的皮包，我紧握着不放．后来挣扎了一忽儿，就有人挖破我手指上的肉，我一声叫，手皮包被抢去了；接着有两人紧握住我的左臂，第三人就枪我的手表。他们还来抢我的戒指，正在争执中，忽然一哄而散，接着就有入围在我旁边问我需要何种帮助，我一张眼见有外国记者，于是要求他们帮助把我送入医院，在这时候我看见大批军警也到了，外国记者们就把我拾到大卡车上，我此时才看见马先生阎允生高集先生浦熙修先生蒉先生陈震中先生等全躺在卡车上，大家血肉模糊，不知是生是死，外国记者说陈震中已失了知觉多时了。当卡车开动颠簸的时候，我的头一下一下打在卡车上，痛得几乎晕去，因为我的头发被拉扯以后，撞一下头发，头就要痛，何况撞在卡车木板上。

 

　　不一刻卡车停了，我模糊中觉得中央医院不会离车站如此近。经我询问，知道是宪兵司令部。我坚决的不肯下车。于是要求外国记者去交涉，—定要立刻送我们入医院，经他们交涉以后，才到了太平路的中央医院分院，于是抬下来就将我们放在地上，经医生验伤后送到病室已经三时了。

 

　　这次殴打显然是有组织的，否则宪兵警察为什么对殴打的暴徒完全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当我们被暴徒包围时，他们并未加以下涉，而在殴打时，他们退避而作壁上观，容许暴徒在交通孔道的车站纷扰五小时之久，堂堂首都好像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而事后某种官方报纸竟违背良心，歪曲事实袒护暴徒欺骗社会，这种举动不但卑鄙无耻，而且在事实上有损当权者的信誉；政府当局既已再三宣布要“还政于民”，蒋主席的四项诺言公布社会已有五月，何以连和平请愿的人民代表都不容许，竟以此种卑鄙无耻手段来对待呢?人民请愿是合法的，假使政府当局连人民请愿的权利都不准许，将来人民用集体行动来表示他们愿望的时候，对于当权者是不利的。“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这确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最迫切的愿望，谁要违反人民愿望而一意孤行，谁就要遭到人民的反对与痛恨。希望当权者重视民意，勿失我们千载一时的建国的机会。

 

　　注：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马叙伦等九人（另有学生代表二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请愿。雷洁琼是代表之一。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被国民党特务强行包围，残酷殴打，是为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雷洁琼在回到上海后，迅即写成这篇短文，揭露了国民党的暴行。本文刊载于当月《周报》。八十年代，雷洁琼重新撰写了《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详细叙述了下关惨案的背景和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