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正卿 

 

　　1981年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一篇由徐伯昕、葛志成、梅达君署名的纪念文章，称王绍鏊为民主战士，同时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随后，又报道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财政部党组为王绍鏊举行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的消息。那些熟悉王绍鏊的亲友们，在崇敬之余又带着几分惊讶。因为他们想不到，那样一位斯文儒雅、老夫子般的长者，竟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特科老战士。

 

北洋浊浪涌  击碎议会梦

 

　　王绍鏊，字却尘（恪成），1888年生于江苏吴江同里一个儒医家庭。少年时曾在镇上同川学堂就读，和柳亚子是同窗。二十岁那年，已结婚生女的王绍鏊，偶尔读到了日本清水澄写的鼓吹民主立宪的著作，竟毅然卖掉母亲的陪嫁田，又央叔叔举贷，凑足学费，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带着满脑子民主立宪的理想回到上海。当时，章太炎正以民主革命家兼国学大师的盛名，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王绍鏊持晚辈礼拜谒，章对他很赏识，当即邀他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几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王绍鏊陪侍章太炎前去拜访。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久已仰慕的孙先生。孙中山谈话时的睿智和风度，让他一见倾心。当时他就想：如果国内各种革命力量都能听孙先生的指挥，同心协力，民国哪有不成功的？然而，当他随太炎先生去了北京后，才发觉自己太幼稚了。章已为袁世凯所迷惑，用的都是老袁恩赐的钱。其他名流如张謇、熊希龄等，也都冷淡中山先生。北京的沉闷让他受不了，他不辞而别回到了苏州。但同时，他仍寄希望于开国会选议员来改变这种局面。　

 

　　第二年，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假惺惺地下了一道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选举令。王绍鏊赴日本学的就是宪政，这次当然要一显身手了。为此，他兴致勃勃地到苏州、太仓、松江等县镇作演讲。令他沮丧的是，乡民们对此全不感兴趣，和他在日本看到的竞选场面太不一样了。这到底为什么？十余年后他才省悟到：民初的法律规定，要有相当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乡民大多一贫如洗，选不选与他们有何相干呢？不过，在吴江父老金天翮等的推拥下，王绍鏊还是被选为国会众议员。到北京开会后又被推举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但那个国会实在是不成体统，形同袁世凯手中的一件玩具，他说开就开，说停就停。后来竟闹得议员被非法抓走，议长和内阁都不敢吭一声。王绍鏊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跑去找有“熊凤凰”之称的内阁总理熊希龄。不料，熊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王绍鏊血气方刚，一怒之下，竟当面痛斥起熊希龄。不久，心灰意冷的他再次离开了北京。

 

南北扰攘日  踏上反蒋路

 

　　不久，孙中山在广州揭旗护法，王绍鏊应召南奔。可那里的现状同样令他心寒。广州也是军阀、政客扰攘，孙中山几次被逼下野。“五四”给了王绍鏊一个震撼。他参与发起国民外交大会，抗议列强欺凌中国。曹锟贿选，他联络数十名议员拒选，后又劝阻孙宝琦等人为曹组阁。曹锟得知后，派军警包围了他在北京的寓所。其时，他正巧外出，闻讯连夜潜往天津。二十余年的奔波，他追求的是共和理想，可惜处处碰壁，一事无成。夜深人静，他扪心自问，开始怀疑自己过去选择的政治理想，这是他后来转向共产主义的原动力。

 

　　1926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军兴起，使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光亮。他在共产党员侯绍裘帮助下，组织了新苏公会和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因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遭孙的通缉。他潜往武汉，见到了邓演达和张群。张群拉他去见蒋介石，蒋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声势如日中天。王也想见一下这位风头正健的“铁腕军头”。蒋礼贤下士，一连和王会见了两次。随后，张群即来探“口风”，问：“印象如何？”王绍鏊的回答却让张吓了一跳：“此人若得志，中国还要不可收拾！”张追问何故，王答道：“两次长谈，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即有好的反应，这岂是拨乱反正之人？”和张群话别后，他就悄悄返回上海。当时江浙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对他的这番见识都不以为然。王绍鏊去见褚辅成、沈钧儒二老时，坦然相告：“事久见人心，此后的结局再看吧！”仅仅事隔数月，蒋介石便于1927年4月12日祭起“清党”大旗，两位老先生不由得钦佩王绍鏊的真知灼见。

 

　　南京政府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反蒋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其他与蒋有矛盾的各派势力。王绍鏊这时尚未接受共产主义，他奔走在那些反蒋的派别和人士之间。1930年4月，北方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他赶赴山西禹县阎锡山大本营密谋，还带去了蒋介石已命令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开赴山东参加围攻的绝密情报。正巧路上碰见陕西老国民党人刘治洲，刘反劝他不要去多说，说阎很忌讳“长别人志气”。结果，冯、阎大意失荆州，招致惨败。王绍鏊忿然之下，举家南迁上海，决心埋头读书。

 

　　此时浦江之滨，正值日军虎视眈眈欲燃战火之际。他和沈钧儒等发起“国难救济会”，呼吁国军抵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的前一天，19路军已奉蒋介石的命令撤退，王绍鏊去见他们。高级军官都在俱乐部喝酒，谈起局势长吁短叹。当天傍晚，王绍鏊又去闸北保卫团，不料刚到不久就发生枪战。据报告，首先勇敢应战的只是六名警察、一名保卫团成员，他们当场牺牲。王绍鏊回寓所后，当即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日记本上，心想总有一天可以祭奠他们的英魂。可惜这本记事册后来在香港撤退时丢失了。淞沪抗战爆发后，他携家人撤离闸北，四处为19路军筹款。上海战火稍歇，日军又在华北挑衅。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绍鏊赶去参加。他在那里结识了吉鸿昌。他和冯、方、吉共商抗敌大计。冯玉祥一口气写了三十余款亲笔密函，嘱王绍鏊代表他到南方各地联络。王手中的信还未投完，已传来抗日同盟军失败的消息，冯玉祥也被迫上了泰山。　　　　 

 

 

　　王绍鏊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久久彷徨于苦闷之中。反省平生，想起在武汉时，曾看到过宣传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他赶紧跑到虹口北四川路底横浜桥的内山书店，在那里挑选了几种日文版马列著作，包括列宁的文集和日本河上肇译的《资本论》，埋头啃读。他渐渐领悟到：“除非根本上废除遗产制度，走向社会主义大道”，这样“又必求民主集中”，“不然力不足以胜泱泱大党之任也”。这一觉醒，唤起了他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这时他碰巧遇到了一个叫黄申芗的人。黄申芗是湖北大冶人，老同盟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后来也是苦于觅不到救国道路，于大革命失败后投向了中国共产党，认识董必武。黄当时已是中央特科成员，他意味深长地对王绍鏊说：“你还执迷于当年在日本学的议会梦啊！俄国十月革命兴起，各国工人革命和民族斗争连成一片，中国革命也应由共产党来领导。”王深感愧疚。

 

　　多少年后，王绍鏊回忆起黄与他的谈话，仍感慨不已。后来，他们又约在虹口的一家茶室里作了几次推心置腹的深谈。为避人耳目，一些关键性的词语他们都用日语来表达。王绍鏊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黄申芗表示报告组织后再作答复。1933年10月的一天，黄申芗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并由黄主持他的入党宣誓仪式，今后也由黄同他联系。据王绍鏊自述，从这一天起，他新的生命开始了。　　　　　

 

 

　　王绍鏊入党后被安排在中央特科工作。不久，改由一位也曾是老同盟会员、民初政界名人的同志领导他。这位领导交待王，多联络各界人士，推动共同反蒋抗日。1934年夏天，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蒋介石剑拔弩张，“宁粤战争”一触即发。为了联合陈济棠共同拒蒋，红军直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在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寻乌和陈的代表谈判。为使谈判成功，中央特科让与广东军政界上层人物有旧谊的王绍鏊赶去广州面见陈济棠。王绍鏊按照组织指示，希望陈济棠能见一下邹韬奋和黄申芗。陈答应考虑一下。但因形势很快起了变化，中央随即指示王中止与陈的来往，王于是回到上海。

 

　　1936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曾希望和黄河对岸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达成一个共同抗日、互不进攻的默契。5月初，党派王绍鏊到山西去联络阎锡山。因王和孙殿英也有过交往，所以指示他路经河南时顺便去试探一下孙的态度，以便进一步联络。王绍鏊此行很不顺利，阎锡山仅和他敷衍了一阵，见孙殿英时也未说及要害。然而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却盯上了他。

 

　　6月16日，王绍鏊在南京浦口摆渡过江时，被特务绑架到城内灯笼巷秘密据点，情急之中，他将一张涉及党的机密的纸条吞进肚内。好在徐恩曾尚未怀疑他是共产党，以为他仍在一帮老军阀、老政客的“倒蒋”圈子里转悠，故也未对他施以更多的折磨。王绍鏊被捕后，心想无论如何要让党组织知道此事，就趁看守疏忽时，在一张纸条上写明上海家中住址、现关押地点和事由，包上一块银元悄悄扔出窗外，请拾者代通知家人。这招果然见效，王的家人得到音讯后立刻赶赴南京向当局要人。王绍鏊本为知名人士，这一闹徐恩曾压不住了，只得在秘密关押了三个月后移送到城外吉祥村反省院。“七?七”事变爆发后，王绍鏊终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出狱后，他立即去见黄申芗，并详细报告了狱中经过。黄称赞他表现好，然后告诉他今后归徐强（当时叫老金）领导。这样，王绍鏊又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投入了新的斗争。

 

敌营设耳目  太湖燃烽火

 

　　全面抗战开始后，党对隐蔽战线的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加紧发展关系，打入敌营，以获取更多的情报。这项任务，王绍鏊干得很出色。有一位当年曾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的老友阮先生，也是日本财政经济科留学生，对财政和盐务管理很有造诣。他因不满蒋介石，抗战前曾一度赋闲。王绍鏊和他相知很深，趁机介绍他读马列以及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

 

　　1938年春天，经党组织批准，由王绍鏊介绍他入党。正巧，此时华中汉奸维新政权粉墨登场，原是北洋官僚的梁鸿志来拉阮先生下水。他通过王绍鏊报告了组织。上级指示他大胆打进去。于是阮先生在伪财政部当上了盐务署长。他利用这一身份，为党不断提供情报，筹措经费，还安插自己人打入敌营，如浙西的盐务局长即是经他安插的我方有关人员。可惜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位可敬的阮先生在转移苏北淮阴的途中不幸去世，他对抗战的贡献至今不为人所知。

 

　　当时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扩大党的外围力量和组织。其中包括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救国会（简称武抗），它由宋庆龄等联名发起，实际上属于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和特科系统领导。一天，徐强通知王绍鏊，“八办”决定让他参加武抗的领导。王绍鏊欣然接受。因他是上海斜桥吴江同乡会的常客，对苏南乡亲的抗日热情以及当地上层人士的动态十分了解，还和毛啸岑、黄岳麓、沈立群等地方绅士有来往。这些人想在当地拉武装，他请示组织后输送了一批已加入“武抗”的革命青年参加进去，其中有丁秉仁等。丁秉仁联合其他抗日同志，在吴江的太湖河网一带，从地方杂牌军中拉出了一支数十人的小武装，组织了吴江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袭击日伪军，搞得很有声势。后来由于经验不足和内部出了叛徒，部队骨干在开会时遭到围歼，队伍被打散，丁秉仁牺牲。“八办”副主任刘少文从安全考虑，建议王绍鏊暂时离开上海到香港工作。王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1940年春节过后，王绍鏊离别家人乘船到香港，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的名字早有耳闻，当下真有相见恨晚之感。潘汉年待人亲切又不失原则，指示王绍鏊先做情报转递工作，并叮嘱他要适应变化的环境，说：“这里和上海又不同，一言一行要符合身份。”于是王绍鏊化名王钧，用通信中写“藏头诗”的办法和上海传递情报。因不承担直接责任和其他同志联系，他稍有空闲就自学俄语，补习英语，教授日语，为担负更多的任务作准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准备进攻香港。一天，王绍鏊接到组织通知：除替换衫裤外任何东西都不要带，立即过海。他忍痛丢弃了从民国元年开始记录的大事日记，隐避到九龙湾仔道的一间小木屋里。来年开春，一个自称叶文津的神秘人物从上海奉潘汉年指示来见王绍鏊，他说潘汉年已用“重庆朋友老颜”的名义，通过袁殊与上海的日本岩井公馆建立了联系，让王绍鏊以“老颜代表”的身份，到香港日本领事馆找一个叫小泉的人。经小泉之手，王绍鏊等弄到了前往上海的船票。他上船时发现同行的还有两三位老气横秋的人，接头后才晓得其中之一就是党内有名的“老太爷”。“老太爷”真名叫张唯一，是党派往上海加强地下工作的。他们同船到达上海后，张唯一便隐避在复兴中路合群坊王绍鏊家中。于是，这所普通的民宅便成为党的秘密活动据点。史永、刘人寿、黄景荷、侯德华等常来此汇报工作和交流情报。掩护党的领导和机关，就成为王绍鏊甚至包括全家人的重要使命。

 

　　同时，王绍鏊还扮演着另一神秘的角色。潘汉年需要有一个人代表他定期和日本特务头子岩井会面。王绍鏊精通日语和日本国情，又年长颇有资历，潘就将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了他。实际上，这项任务并不轻松。王绍鏊每次去会面，不仅要满嘴“哈咿、哈咿”地装出谦卑恭敬的样子，讲一些颂扬“王道乐土”的话，还要挖空心思编一些所谓“情报”去应付对方。他后来在《自传》中说：“每次和日本人谈话，都要搜索枯肠才行，以争取他的信任。”而岩井口中透露出来的有价值的情报，他则必须立即整理上报党组织。半年之后，潘汉年考虑到王绍鏊已承担的掩护“老太爷”和机关的责任重大，就调派别的同志接替了这一工作。潘汉年和岩井的联系，后来成为潘蒙冤的一大“罪行”。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况在王绍鏊写于建国初期的《自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王绍鏊不避艰险，忘我工作。日本著名的反战人士中西功等被捕，一些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中共党员或牺牲或入狱。王绍鏊奉命援救入狱的倪之璞、金若望等。他找到原北洋财政总长李思浩担保营救倪出狱，又找到上海名中医蔡禹门为关在南市监狱的金若望治疗，金因受刑而瘫痪的下肢终于恢复知觉能够行走了。“老太爷”在他家中接收延安指示需再建立一部电台，请他物色一位可靠的技术人员。王绍鏊找到了交通大学毕业生陈鲲。陈爱国心强，技术水平高，很快就将两台收音机拼装成一部收发报机，和苏北接上了联系。在日伪杀人如麻的“夜上海”，王绍鏊这些活动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当年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极其艰苦，几乎没有生活费。一位担任交通的陈雨苍，曾于1942年严冬时分和妻儿来看望王绍鏊。因见他饥寒交加，身无分文，王绍鏊夫人当即脱下身上寒衣给他妻儿。王将情况报告组织请求救济。待到下周去他家探视时，陈妻哭诉丈夫已病饿而死了。王绍鏊晚年每忆及此事总止不住流泪，一再对身边同志说：“要艰苦奋斗，不要忘记胜利来之不易啊！”

 

沪上聚名流  发起“民进会”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王绍鏊在家中与好友们兴奋得举杯庆贺。谈起未来，他因对蒋介石早有了解，一开口便语惊四座：“蒋一旦还都，肯定还是重演独裁那一套。”1945年冬天，“老太爷”张唯一撤离上海不久，地下党又一领导人张执一约王绍鏊谈话。他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加紧展开民主运动。他的建议得到了张执一的肯定。

 

　　实际上，那些天和王绍鏊在一起小酌的朋友，大多是进步人士。其中有三层关系：一是同住合群坊的邻居如张纪元、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因彼此住得近，差不多每晚都到19号张纪元家聚谈。另一层是潘子欣、曹鸿翥、冯少山、谢仁冰等。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有工商界人士，有文教界学者，有的还和帮会人员有交往，但都正直爱国，反对蒋介石和流氓恶势力。王绍鏊与他们常在北京西路广和居聚谈。再一层便是朱绍文、蔡禹门等沪上名医。王家世代习医，所以和这些老人交厚。他年轻时体弱，故长期练杨式太极拳和剑术，后来为了防身，他拄的手杖里就藏着一柄利剑。王绍鏊在这三个圈子里走动，当时聚谈的中心话题是胜利后先民主还是先“统一”。所谓先民主，就是各党各派共商国是；所谓先“统一”，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王绍鏊说，如果是没有民主的“统一”，只能是蒋家独裁。他的意见得到了这些朋友的赞同。他被推举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家前途的《意见书》，以征求更多人士的意见。

 

　　老友谢仁冰和马叙伦交厚，将《意见书》拿给马看。马读罢连声问：“谁人起草的？”谢答：“王绍鏊。”马即请谢邀王相见。两人一谈即合，于是在《意见书》上共同具名。马叙伦以北大名教授、五四运动支持人而享誉一时。同他常来往的有周建人、郑振铎、许广平、柯灵、李平心、傅雷等。这样，两股力量汇合起来，声势就更大了。他们一连在八仙桥青年会等处举行了几次联合座谈，并着手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王绍鏊将这些情况都向组织作了汇报。张执一指示他协助马叙老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中国科学社宣告成立，并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朋友们都知道，这篇宣言除文尾所加的口号外，基本上是以王绍鏊的《意见书》为蓝本经讨论修改而成的。民进建立后，王绍鏊当选为常务理事，成为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中坚人物”。

 

可敬老战士  身殁名未彰

 

　　1946年6月，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形势严峻。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赴南京请愿。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群众大会，欢送马叙伦等一行到南京呼吁和平。那天，王绍鏊和陶行知同为大会执行主席。会后，与会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王绍鏊和陶行知、周建人、吴晗、林汉达等一起走在队伍前列。特务在南京制造了殴打请愿代表的“下关事件”后，王绍鏊又联合各界人士、团体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令王绍鏊难忘的是，1946年10月6日，上海人民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王绍鏊作为民进领导人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组织工作。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前来祭奠。祭毕，他与王绍鏊等人亲切握手。尽管是在国统区，不便以真实身份交谈，但从周恩来亲切的目光中，他深深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

 

　　国民党悍然决定1946年底召开一党把持的“国民大会”，上海民进等十一个团体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在民建召开的大会上，王绍鏊应邀演讲，他以自己十年参与国会的亲身经历，揭露这次伪国大的欺骗性。讲到痛切处，不禁声泪俱下。这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称民进是“共党暴乱的工具”，王绍鏊也上了黑名单，党组织及时通知他转移。于是，他第二次乘船由上海避往香港。在香港，王绍鏊会见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寅初、马叙伦、柳亚子等新老朋友，畅谈关于建设新中国的设想。

 

　  1948年11月，他由潘汉年等安排乘船北上大连，经沈阳抵达北平，出席了筹建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之后，他担任了财政部副部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却从不对人提起自己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作过的贡献。

 

　　1970年3月31日，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在北京逝世。家属是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了他亲笔写的自传和党员思想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