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30日

   

　　口述前记

 

　　王佩容：王绍鏊先生的小女儿。1924年生于天津，十二岁跟随父亲来到上海。十五六岁时就帮助父亲为中共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收取文件。抗日斗争中积极参加抗日。1946年夏，由金正光、余森介绍加入民进，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做过很多工作。曾参加“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抗日电影的拍摄。1950年10月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上海手工业局供销部任会计，后调至第二轻工业管理局财务部工作至退休。

 

　　王晓琳：王绍鏊先生的外孙女。1949年生于上海，1969年中专毕业后支援大西北18年。中国纺织部无锡纺机试验中心退休。自幼酷爱绘画，后拜著名画家谢之光门下，得到其弟子姚先生的指教，画艺猛进，在全国各展参赛中获奖，并被入选《上海书画名家名典》和《上海市现代书画名录》中。

 

　　口述：王佩容  王晓琳

 

　　采访：吴锡耀  王玮

 

　　整理：王玮

 

　　时间：2010年8月18日

 

 

　　党对隐蔽战线的党员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扩大党的外围力量和组织。1938年初，上海和江南大片地区相继失陷，作为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父亲继续留居上海，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工作。那时候国民党军队放弃江南大片土地西撤，沿途丢下大批枪支弹药，也留下不少散兵游勇。日军困于战线拉长而兵力不足，也只能驻守苏嘉铁路和主要公路沿线，太湖地区大片水乡就变成了各式各样游击队的滋生地。他们成分十分复杂，常为争夺地盘发生火并，并向乡民课以重税，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当时这一带没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国民党62师还奉命留住在江浙边界的农村，防止共产党武装力量进入。

 

　　但是群众有高昂的抗日热情，吴江人民也渴望建立真正的抗日游击队，不少有志青年也纷纷来到上海、苏州等地寻找共产党。一天，徐强同志通知父亲，“八办”决定让他参加领导武装抗日，父亲欣然接受了任务。父亲以自己吴江名绅的身份，经常去霞飞路巴黎大戏院附近的冠乐茶室和斜桥弄的吴江同乡会（这两处是吴江旅沪知名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广泛接触家乡同胞，谈论国是，争取和推动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人物支援家乡的抗日斗争。那时毛啸岑主持吴江同乡会，父亲与毛啸岑是旧识，毛啸岑在吴江颇有影响，父亲就通过毛啸岑做了原国民党左派、战前的老区长和教育界一批人士的工作。通过经常接触，父亲又认识了黄岳麓，他是吴江地方掌握实力的乡绅，以开垦太湖湖田闻名。当时太湖上有一群“客帮”人围湖垦田，都受到了他的支持和保护，在乡间很有实力。他周围关系很多，尤与毛啸岑交往甚为密切，受毛啸岑的影响，思想开明，抗日热情很高，想在当地拉武装。父亲通过毛啸岑和黄岳麓，成功地在吴江东部和南部江浙边界地带的抗日游击队中派进了我党同志。

 

　　1938年，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派吴江人沈立群回乡出任沦陷区县长。父亲通过毛、黄两人与沈立群的旧谊，与沈立群频繁接触，使其同意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抗日工作。同年秋天，父亲获悉毛啸岑的表妹沈月珍来沪，反映家乡青年要到上海来找寻共产党的情况，就找她详细谈话。了解到吴江东郡条件比较好，可以在县政府需要扩充力量时派去干部和青年，于是组织上先后派了丁秉仁等二十多位同志进入伪县政府和一些伪区政府工作。

 

　　曾在上海创办文治大学的老同盟会会员倪羲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和父亲结成忘年交。两人常在一起议论国是，父亲用马列主义观点向倪老先生宣传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主张，吸引了倪老先生的几个儿女。抗日战争爆发后，倪老先生去世。他临终前要求父亲照顾他的子女。那时，多年追随父亲进行抗日活动的倪老先生长子倪之璜，在其父去世后政治上感到彷徨。父亲就开导他，介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励他投身抗战。不久，倪之璜参加了武装组织，并受命到吴江汪伪和平军程万军部工作。随后父亲又介绍了倪老先生的女儿倪青、次子倪之瑛、倪之璜之子倪耐安等参加革命队伍。

 

　　当时太湖上人枪最多的一支游击队叫程万军部队，活动在湖滨吴江各乡镇。1939年春，党组织派往吴江工作的丁秉仁联系上了在江浙边界活动的钱康民。钱康民是老同盟会员钱涤根烈士的儿子，认识父亲，倾向共产党，抗日热情高。在父亲和丁秉仁的工作下，钱康民从程万军部拉出了几十个人，由钱康民任司令，丁秉仁任副司令，建立了吴江地区第一个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游击队。他们活跃在太湖南岸，经常打击日、伪军，影响很大，很快发展到二百余人。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这支部队的主要骨干集中秘密开会时，遭到敌伪军的突然袭击，终因寡不敌众，包括丁秉仁、钱康民在内的全体同志全部壮烈牺牲，这支才成立三个月的队伍就这样被打散了。父亲听闻，不禁失声痛哭，为自己的没有经验和未对具体领导这支队伍的丁秉仁加以指导帮助的过失而痛悔不已。他强忍心头的悲痛，妥善地做好了烈士家属的抚恤和其他善后的工作。

 

　　“八办”副主任刘少文从安全考虑，建议父亲暂时离开上海到香港。父亲坚决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1940年春节过后，父亲离别我们家人乘船到香港。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父亲对潘汉年的名字早有耳闻，见面畅谈后有相见恨晚之感。潘汉年待人亲切又不失原则，指示父亲先做情报转递工作，并叮嘱他要适应变化的环境，说：“这里和上海又不同，一言一行要符合身份。”于是父亲化名王钧，用通信中写“藏头诗”的办法和上海传递情报。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偷袭了珍珠港后，又对香港发起进攻。由于事情来得非常突然，父亲因为形势所迫又回到上海。与他一起回沪的还有党内有名的“老太爷”。“老太爷”真名叫张执一，是党派往上海加强地下工作的。他们同船到达上海后，张执一便隐蔽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合群坊父亲家中。于是，这所普通的民宅便成为党的秘密活动据点。史永、刘人寿、黄景荷、侯德华等常来此汇报工作和交流情报。为了掩护张执一同志，父亲还通过许士汇开设的家具店作为党活动的另一据点，成为父亲专递情报的一个主要渠道。许士汇原来在邮局工作，思想进步，为人可靠，大革命时期，许士汇在钱刚手下做后勤工作，父亲与钱刚是老乡，通过钱刚认识了许士汇，由于被父亲的个人魅力、革命热情和理论所折服，许士汇就追随父亲从事革命活动。掩护党的领导和机关，成为父亲甚至包括我们全家人的重要使命。为了保护党的领导同志的安全，父亲自己行动处处小心，除了必要的社交活动外，平时很少出门。

 

　　由于情报工作的需要，“老太爷”张执一接到延安指示需要再建立一部电台与解放区联系，请父亲物色一位可靠的技术人员。父亲找到了交通大学毕业生陈鲲。陈鲲爱国心强，为人谨慎小心，业务水平高，很适合担任此项工作。于是父亲就把陈鲲介绍给张执一同志，陈鲲很快将两台收音机拼装成一部收发报机，和苏北解放区接上了联系。在日伪杀人如麻的“夜上海”，父亲这些活动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当年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极其艰苦，几乎没有生活费。一位担任交通员的陈雨苍，曾于1942年严冬时分和妻儿来看望父亲。因见他饥寒交加，身无分文，父亲当即脱下身上寒衣给他妻儿。父亲将情况报告组织请求救济。待到下周去他家探视时，陈雨苍的妻子哭诉丈夫已病饿而死了。父亲晚年每忆及此事总止不住流泪，一再对身边同志说：“要艰苦奋斗，不要忘记胜利来之不易啊！”

 

　　另外，一些进步青年包括从吴江家乡出来寻找共产党的爱国青年也常来找他，从他那里求得精神食粮和工作指导。父亲曾奉命营救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逮捕的倪之璞、金若望等。他找到原北洋财政总长李思浩担保营救倪之璞出狱，又找上海名中医蔡禹门为关在南市监狱的金若望治疗。金若望因受刑而瘫痪的下肢，终于恢复知觉能行走了。父亲默默地做着这些事情，从不宣扬自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父亲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一直保持着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的影响。抗战期间，只要他在家，总是宾客盈门。我见他张罗接待客人，楼上楼下忙个不停。我们家的三楼是个小书房，除了书架、一个小桌外，只能容一二人的坐处，二楼是卧室，底层才是一个小起坐间。父亲把这三层小楼都用上会客，还应付不过来。那时父亲与住隔壁19号的张纪元，附近的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人经常在晚上聚在一起谈论时事，商讨抗日救国之道。父亲又与潘子欣、曹鸿翥、冯少山、谢仁冰等人有联系。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有工商界人士，有文教界学者，有的还和帮会人员有来往，但都正直爱国，反对蒋介石和流氓恶势力。父亲与他们一个星期一次在上海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中秘密座谈。父亲还与朱绍文、蔡禹门等几位老先生有交往，每个礼拜都要到蔡老先生的家里聚会。

 

　　一天，父亲在家中与好友兴奋地举杯庆贺。谈起未来，他因对蒋介石早有了解，一开口便语惊四座：“蒋一旦还都，肯定还是重演独裁那一套。”1945年冬天，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张唯一同志撤离上海。不久，地下党另一领导人张执一约父亲谈话，父亲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加紧开展民主运动。他的建议得到了张执一的肯定。父亲加强了与上面那些人的交往与联系，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有意识地帮助他们沟通情况，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当时聚谈的中心话题是胜利后先民主还是先“统一”。所谓先民主，就是各党各派共商国是；所谓先“统一”，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只能是蒋家独裁。父亲写文章提出了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他指出，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把一切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达到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样哪里还能有民主呢？所以决不能先统一后民主，而只能先民主，国共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水到渠成，统一是必然结果。父亲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拥护和称赞，他们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出去征求签名，交付报刊发表。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手中时，马叙老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急问这是谁的手笔。通过谢仁冰，马叙老才知道这是父亲所写，后就请谢仁冰介绍父亲与其面谈。马叙伦是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民主斗士。双方见面后，对国内外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等观点各抒己见，一见如故，相互佩服对方的胆识和胸怀，但是两人在某些地方还有分歧，父亲就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欺骗性和危害，使马叙老心悦诚服。后来马叙老决定把他上书的原议撤销，先邀请双方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开一座谈会。当时，马叙老本身就联系着不少文化、教育、出版界的朋友，他经常在政治性刊物《周报》和《民主》上发表文章，是这两份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因此认识了柯灵、傅雷、郑振铎、唐弢等人。父亲也因此邀请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人参加座谈会。双方经常在广和居召开座谈会，不仅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作战，在《周报》、《民主》等刊物上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

 

　　当时正值美国特使马歇尔将来中国，协调国共双方商谈停止内战的事宜。父亲就与马叙老等人商量要扩大座谈会，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参加。考虑到会场的大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把座谈会安排在八仙桥的青年会。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鸿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人都受邀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他们又在《周报》、《民主》等刊物上宣传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引起了社会上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团结作战显示了联合起来的威力，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一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给父亲写信，希望成立一个比较永久性的组织，争取更多的朋友，以利取得斗争的胜利。此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经过了一阶段的酝酿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诞生了，通过了简章及宣言。拿了父亲的意见书截取文尾，加上了许多口号，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会上，父亲还被选为常务理事。它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此期间，父亲还积极参与了其他进步社团的活动和部分领导工作，他和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等人一起筹建了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并担任民盟上海支部主任职务。他和职教社、救国会以及进步学生团体组织有密切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他还经常应行业工会的邀请前去向工作人员作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讲演和宣传。为了进一步扩大反蒋联合统一战线，地下党组织决定推动各进步团体实行大联合，父亲为此不遗余力到处奔走，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46年是上海民主运动高涨的一年。约在4月间，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参加下，筹备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上海各方面的人民团体、进步组织、社会性的、学术性的、事业性的，如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上海学联、大教联、中教联、小教联，都参加了。一共发展到68个团体。

 

　　父亲是“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理事，是做实际组织工作的领导人。是年6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了揭露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组织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发起赴南京请愿。23日，在上海老北站举行反内战群众大会，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呼吁和平。会后，与会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父亲与林汉达、陶行知同为大会的执行主席，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按照预定计划，步行十余里，尽管一路不时有国民党特务破坏捣乱，父亲一行最终把队伍带到复兴公园后才解散。特务在南京制造了殴打请愿代表的“下关事件”后，消息传到上海，父亲又联合各界人士、团体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发起和平捐金运动，声援和慰问受伤代表。

 

　　7月，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为了配合军事上的进攻，加强了对国统区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在昆明制造惨案暗杀了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在上海则封禁包括《民主》、《周报》、《文汇报》在内的各种进步刊物。惨案发生后，父亲在上海联络各方人士，以民进、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全国争取和平大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控诉和谴责蒋介石政权的暴行。不久，父亲作为民进领导人又参与了在天蟾舞台举行的上海各界追悼李、闻烈士大会和在静安寺举行的各界公祭李、闻烈士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周恩来同志也代表中共代表团亲自到静安寺祭奠。祭奠完毕，周总理与父亲等人亲切握手。尽管是在国统区，不便以真实身份交谈，但从周总理亲切的目光中，父亲深深地受到组织的关怀。

 

　　11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维持内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美帝签订了《中美商约》。父亲在上海联络各方人士，尤其是工商界人士发表谈话，谴责当局无耻的卖国罪行，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年底，国民党当局又召开了一党把持的“国民大会”。父亲又积极活动，联合了民进、民建、工商协会、九三学社等11个团体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在民建召开的大会上，父亲应邀演讲，他以自己十年参与国会的亲身经历，揭露了这次伪国大的欺骗性。讲到痛切处，不禁声泪俱下。这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称民进是“共党暴乱的工具”，父亲也上了黑名单。党组织及时通知父亲转移，于是，他第二次由于形势所迫，踏上前往香港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