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是前清君主专制时代长大起来的。在专制政治的时代，家庭与政体相一致，也是专制的家庭。在这种政体里，一切政治由少数几个人包办，即独裁的。在家庭里也是这样，家政由少数人包办。——许多事情是由家长即父或祖包办的。如婚姻等事情则母或祖母也参与其间。

     在这种家里，青年们关于择业，求学、婚姻等很少自由。农民及手工业者的家庭里的儿童，因受经济的压迫，要从事劳动，做各种体力可能担负的工作，读书，娱乐等的权利却被剥夺了。

    地主或兼经营商业的家庭里，儿童及青年的生活自然丰富得多了。不特幼小时候吃的穿的都很丰富，还有时间玩，与有丰富的玩具。年纪稍微大一点，便入塾读书去，或请先生到家里来教书。然而他的自由也是很少的。不特如前所说，读书，就业，以至于婚姻等事都由父母来决定。而且他的家庭里更不平等。农民等人家，所担心的通常是田主太凶，租金太大之类，家庭里的人们彼此倒是和平相处。地主之类的家庭，家长是小皇帝、独裁者，重礼节，家庭里的人都受他的支配。虽然因为个性的不同或家风的不同，有的比较“民主”些，但一般说起来，总是很专制、严厉的。并且在这样社会下面的个人通常非常意气用事，青年一般是受压迫的。

    那种社会里的个人的不幸福，我只要约略指出几点来便可以明了它。我年纪小的时候，耶稣教堂已经开设到内地，会医学的教士就在内地施医或行医。那时候西医还不大有人相信，但是时常有人请教他们，便是叫他们解救眼毒。这等自杀者不一定是由于经济的压迫，却常常由于家庭的压迫及倾轧，不自由等事情而发生，自杀的多数是青年儿女或年轻的媳妇。自杀的工具从前用绳子(上吊)，或服盐卤，有的吞金(常为戒指)，但那时多数是吞服鸦片。因为各处可以买到它，只要二角小洋便可以毒死一个大人了。我们看了这种情形，可知生活的不幸福。但当时很少人想到这种不民主的生活与专制政体有关系的。

    在职业界里面，生活的压迫并不稍差。那时盛行徒弟制，无论学手工或学生意(经商)，都须拜先生做徒弟。在这三年里面，除却有些行业，及有些先生性情较好之外，徒弟通常须忍受各种劳苦及虐待。我亲见过有些裁缝及机坊司务(织绸者)的打骂徒弟，有时到非常残酷的程度。这等生活，只是没有奴隶的名称，实际上过的是奴隶的生活。实际上不只是徒弟的生活，如今许多上层社会的家庭的青年子女生活也大受压迫，有些家长责罚子女的严厉，将为生长在新的民主的社会里的人们所料想不到。不过那时候除却农民受社会的压迫会发生暴动，上层社会的分子，受家庭的压迫，不敢恨家长(有的也恨)，更不容易想到与政治的专制相关连，受压迫者长大以后，往往又压迫别人了。

    但政体与人生活的自由关系实在是非常密切的。讲到这里，我又回忆到清朝末年革命的时候。清朝帝制被推翻，改为共和后，个人的生活同时也起变更——虽然不够的，比较自由了一点了。拿最具体的来说，如男人剪去被称为猪尾巴的辫子，及女子更多数的放了脚(清朝已开始有这种运动)。可是最近有些地方还缠，官吏对于进步的事情不肯推进。剪去辫子与放脚，表面上看去象是小事情，其实意义并不十分小。辫子剪去是脱离了清朝帝制的统治，尤其是女子放脚，表示从玩物里解放出来，回到人的，可以从事劳动的生活里。发辫留在头上，固然无比的不方便，女子缠足的吃苦，我常说的，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刑罚时，不算轻的，要算残酷的刑罚了。其他方面的生活，无论在家庭里或社交方面，虽然还远不够，但比较民主化了，自由了。

    在那时候，虽然一般人对于民主的要求已经极强烈，总于因为旧势力的强大，政权几次落在有旧势力的人的手里，政治舞台总是军阀与政客之流在混扰，当然不会做出好事情来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民里面的一分子，不但寄生于人民，而且是向人民大量搜刮掠夺的人们。他们的执政，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专为自己利益。不过人民在生活上，比之于前清终究稍微有一点进步的。这就是说专制的力量，究竟在缩小，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多少还是在向着民主化进行。家庭中家长的权力逐渐在让步，家政与经济比较公开起来，子女比较平等与自由，尤其明显的是女子的地位逐渐增高。有些工厂、公司或新式的商店部分的采取欧美的办法，部分地替代了旧的作场、店铺的办法，不过旧式商店及作场时间虽长，工作却比较弛缓。较新式的工厂工作的间短些(有些比旧的更长的当然也有)但紧张些，不过身体比较自由些，因此许多个人宁可选取新式工厂与商店的生活。

民国以后，虽然表面上解放了一点，民主化了一点，如把堕民的名义取消了；对欠田租者，一般不能只靠一张片子便可把他送交官厅去打屁股了；青年子女在家庭里也比较自由了一些，男女平等了一点。但是别一方面，官吏增多了生财之道，几乎“公开”了贪污，增加了搜刮民财的方法。刮来的钱财存放到外国行里去了，或与外国人合营事业，帮助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等有害事业以外又在上海等处收买地皮，造房子。结果房租涨到比例上比任何国家里都更高。结果许多薪水小的人们，多数当然工人，可说没有房子可住，热天是睡在马路旁边的。这种自由掠夺的情形随着时间的过去，一直有增无减。北伐军出发后，小薪水者因受房租的压迫，想在这时候减房租。但北伐军将到未到上海时的先声是说不准减房租，别的事情与这相类似。我还记得，到了“一·二八”这天，夜里便要开火了，我住的里弄里的房客还在因为不肯照大房东的数目加租而被法院传审。那房东是做德国出产的颜料生意发财的。真是一点不顾人家的死活。

事情就是这样子。以后，有些阔人，或有许多阔人财产是在有增无已。中国的大都市上有他们的产业，外国也有他们的产业，外国银行里存着大款子。苛捐杂税很多，职工的生活也还是在坏下去。比方，有的工厂本来工人迟到几分钟不扣工钱的，后来变为迟到一分钟便要扣半天工钱(即这半天工钱不算)。如果你不甘心白做半天工，回家去么，那么变为无故旷工了。如果做懈些，即慢些么，变为怠工了。公司的职员本来是长期性的，一向如此，并无期限。后来，有些公司的职员变为短期的雇用或聘用了。通常短的半年，较长的一年，契约到期一换。如果长期性的雇用，被裁时是时常要向公司询问理由的。现在契约或聘约不续送，便无法交涉了。至于理由，不但怠忽工作等等通常可作为理由，只要你去提要求，或做代表去向公司商量等等都排在这里面了。职工被压抑到伏伏帖帖的奴隶的地位里去。这就是一定的政治下面人民生活的一斑。

    关于一党专政，有些人常问苏联一党专政为什么能够走向真正的民主，而中国一党专政会走向专制的?原来俄国一党专政的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实际上是工农专政。工农是人口中占最大数目的，是被压迫的人民，下面没有再被压迫的人民的。这一阶级专政，用术语来说，是剥削阶级的消灭。用通俗的话来说，便是把占最大多数的人民解放出来，抬起头来，共同来管理政治，管理国家社会的事情，这样办理当然走上民主。

可是如果换别一种阶级的党来专政，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例如一种资产阶级的党专政。欧美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国家，能够保持它的民主地位，这里面虽有左右之分，虽有进步的与保守的之分，但因为彼此可以竞赛，彼此要争取民众，互相可以自由批评。倘若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一党专政时，结果必然变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变为专制。因为它要防别党派的批评，防别党派的争取民众、竞赛，必然要压迫言论，压迫别党派的活动，取消其合法地位，以至于镇压一切人民的一切带进步性的活动了。这种少数人的包办政治，便要把统治范围内的人民都压制在自由的支配权力之下。压迫愈厉害，不平与反抗一定也愈厉害，结果必定会变成一种“特务”统治了。便是一切比较开明的条文之类变成了序文，实际政治上占重要的都归化于特务。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无论名称怎样不同，如从前在意国的叫做法西斯蒂，德国的叫做纳粹，或者别国还有别的名称，但性质都不外乎压迫与专制，因此这一种东西习惯上就统称为法西斯蒂。不过在工业已经相当发达的国家里，它一面对内专制、压迫，对外厉行侵掠；在落后的国家会弄得统治者自己不信任自己的国家，把刮来的钱存放在外国，依靠于别国的。这种一党专政的结果是剥夺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等，把人沦陷到奴隶的境地里去。有许多人，实际上食、住、衣等生活上最基本的条件也会逐渐被剥夺，促短生命。

政治民主与否与人民是否能够民主地生活，或者甚至能否生活下去，关联是十分密切的，许多人也十分明了这件事。我前面已经说过，因了政治的专制化，工人及职员的压迫与剥削便立刻感觉到增加的。但是有些阶级里的人们，这种情形会不大明白的，便是我前面说过的比较上层社会的家庭里的青年，近代社会的资产阶级的青年也是这样，遇见家庭的专制，亲权的强大，自然不能达到要求时，会不了解这与政体的专制、包办相联系，而演出象前几年周庆吉兄弟谋杀父亲的事情来的。这毛病就由于目光的短浅。事实告诉我们，要求个人生活民主化，即能够民主地生活，必须向政治里去要求，便是力求政治的民主。

好在中国根本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暂时的，已早为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所规定。经过极短的训政时期，便要还政于民的。如果违背这一件事便违背了整个的三民主义革命！我们眼见得要立刻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了。不过这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千万不要忘记，便是这民是人民，便是老百姓，决不是“特务”。最近听说重庆政治协商会的会场上有特务辱骂主席冯玉祥夫人，并疯狂的胡闹。政府里某先生还有“这也是民意”的话。这话不晓得是否的确。这位先生是读线装书出身的，《孟子》里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可见诸侯不在内，今日的特务也不会在内的。人民就是我们老百姓!如果把特务当作人民，这样的还政于民，万万使不得，这是最严重的威胁，要弄得亡国灭种的！

194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