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完善的。60年来，这一制度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总体而言，这一制度是符合当前的中国国情的，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这一制度受到国内外的多重压力，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值得认真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依据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和民主监督理论，确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完善的。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我国政党制度确立和发展的根据。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多党合作制度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关系全局、具有长远的战略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中国的政局要稳定，首先必须稳定这个格局。
民主集中制理论是我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建设及运行的根据。我国各政党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的并且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际关系和各自的党内事务，民主协商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一大特色。
民主监督理论是明确我国新型政党关系和参政党基本职能的根据。民主监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党际关系运行模式，是各民主党派充分履行职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依据，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长久生命力的基本政治制度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至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此后它作为民主协商机构和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由此确立。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党合作制度遭到破坏，但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的合作关系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多党合作制度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多党合作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方针政策，推动了新时期多党合作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连在一起，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把完善这一制度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为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198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标志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共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不断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下，中国的人民政协广泛吸纳不同的阶层与届别人士参政议政，于政治决策前提出意见、建议，于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督，这种拥有广泛代表性及参与性的协商民主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正面作用。我国政党在人大中的关系，不是多数党与少数党、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在人大中，各政党均不建立议会党团，其成员都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出现并进行活动。执政党与参政党就大政方针等问题的协商，则通过政协进行民主协商。这种制度设计，保证了我们能够团结、高效地推进各方面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培养了大批人才，取得了众多科技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年均增速超过988%，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而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在3%左右。同时保持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和谐，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道创建和发展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必将不断巩固完善并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多党合作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熟的政党制度。当代中国发展成就增强了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吸引力，增强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吸引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优越性，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的显著变化的现实，探讨我国政党政治的存在和发展时，必须洞察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准确把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向，为我国的政治形势准确定位，透析影响我国政党政治的客观因素，应对当前我国政党政治所面临的来自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挑战。
一是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冷战结束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长期面临着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渗透的压力，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企图在我国推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这使我国政党政治面临巨大挑战。这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说明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优越性，并依靠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改革来推进和巩固我国的政党制度，并且还需要执政党扩大党际交往的范围，了解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变迁，总结国外政党政治的成败经验，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鉴。
二是应对港澳台政党政治的挑战。在一般的意义上而言，中国的政党制度是针对祖国大陆范围内的中国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而言的。但是，中国的政党制度面临着如何与一国两制进行衔接的问题。这种衔接不仅有概念上的包容，更要有制度上的设计。我国宪法已经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地位，这是不可动摇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两制”，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为主体这一“制”。因此，在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过程中采取何种选举形式、是否吸收一些特别行政区的其他爱国政党参与到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值得探讨的以合理的民主政治形式和运作机制来推动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
三是应对来自经济体制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单一”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体现在由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占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非公有经济逐渐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现状。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必然要求我国政治体制随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经济体制的转型既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目标，也给政治发展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执政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杜绝腐败现象、权钱交易，确保执政党的威信，强基固本。
四是应对来自社会结构变迁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化巨大。社会各方面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利益要求，选择性、自主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利益诉求明确。为此，执政党要探索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充分发挥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功能，扩大现有政党制度对社会各阶层力量的融合，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要能够有效地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照顾同盟者利益，更好地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拓宽民众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统战工作要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由大城市拓展到中小城市，由公有制单位拓展到非公有制单位，强化统一战线的社会整合功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五是应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挑战。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发展趋势。这就要求中国的政党体制既要强化执政党内部的权力约束机制，又要加强参政党以及社会权力对于执政党的监督和制约。具体而言，就是发展党内民主与主动强化参政党以及社会权力的监督职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同国家领域的民主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就党外的监督而言，应努力培育公民社会，营造公民政治参与的文化氛围，逐步扩展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度和范围。当然，在社会权力的监督体系中，参政党对于执政党的监督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我国，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最主要、最基本的政党职能之一。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其中最核心的是“互相监督”这四个字，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都特别强调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国共产党。但是，历史的教训及其导致的现实状况却是，民主党派对中共的民主监督成为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这使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势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从中国政治良性发展的角度衡量，参政党应以“参政”为基础，“监督”为根本，不断提高监督的力度，确保实效。
同时还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价值。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是政治建设与运行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与政治发展的实质，决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一以贯之地定位在人民政治积极性的调动和主权利益的实现上。对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邓小平就反复作了深刻分析。1986年，邓小平就精辟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邓小平还深刻分析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在这三条中，“最中心的环节”是“调动人民积极性”。“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邓小平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深刻坚持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而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也一再表明，坚持以人为本，把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保证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作为改革目标，什么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能顺利进行；什么时候游离以人为本，脱离人民群众的主体权益，仅仅在权力分配上做文章，甚至演变为权力角逐，政治体制改革就要遭受挫折。历史经验深刻指明，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作为改革目标，走出“权力本位”的误区，回归和重塑“权利本位”。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有生命力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作为这一制度的主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不断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要根据自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蔡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