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党派是其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社会良心的代表
　　所谓政党的代表性，是指政党代表一定阶级、阶层、集团利益的属性。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根本利益的一部分最积极分子，为了通过执掌或参与国家权力，以实现其政治思想而结合成的具有政治纲领、组织章程、组织系统和一定群众基础的政治团体”［1］。阶级利益的代表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之所以要建立政党，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我国各民主党派是从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历来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但它们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其社会基础：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共产党人。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2］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多样性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3］其代表的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三者”中的一部分，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与民主党派有联系的那部分。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的是他们各自所联系社会成员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即代表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
　　民主党派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民主党派所联系、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中的特殊群体。知识分子在阶级属性上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又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而目也是良知的代表，是社会的风标。［4］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他们淡泊名利，执着于对真理的追求与固守，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要求民主党派在履行参政党职能时，既要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又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反映民生、民情和民意，在更深层面上表达和反映人们的利益和要求。
　　民主党派不但是特定阶层的局部利益的代表，而且是作为社会理性阶层，代表的是社会良心与社会责任。正如民盟的先驱们曾多次公开申明，“我们对于责任，更比地位感觉重要”。“中国民主同盟能否在将来的中国政府中担任一种重要的角色，那是次要的，头等重要的是民盟拥护的理想，要在中国胜利。”［5］民主党派以国家振兴、民族富强、民生幸福为己任，积极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这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最大的利益诉求。
　　二、民主党派代表性存在的问题
　　民主党派既然是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层的代表，在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时，把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发展好、维护好，就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民主党派才能在其所联系的社会阶层中产生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如果各党派不能保有得到社会承认的代表性，就不可能有真实的社会影响力，我国政党制度也将因此而失去意义。”［6］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的代表性却存在着弱化的态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党意识不强。在2003年6月完成的一次面向长沙芙蓉区各民主党派成员的问卷调查，当回答“您最初是通过何种方式加入本民主党派的？”时，选“自己主动申请”者仅占42.58%，而选“熟人盛情推介”、“组织积极吸纳”或“统战部门推荐”三项之一者合占56.63%。由此可见，他们对党派的认识还很不够，政党意识缺乏，参加民主党派的目的很多是源于个人职务晋升的考虑或者组织的安排。［7］
　　参政党的政党意识是决定其作为及社会影响力、社会认同度的重要方面，也是体现参政党代表性的重要方面。政党意识实质上就是代表意识、责任意识。党员只有具备了党的意识，才能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政党成员，胸怀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本党同呼吸，共命运。作为特定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时刻关注自己背后阶级阶层的需要、思想动机并努力维护和实现他们的利益是民主党派作为政党基本的政治责任。这就要求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在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时，必须尽职尽责，敢于讲真话、实话，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真正做到代表并维护和实现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所发挥的作用与其参政党的地位还有不小的距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摆设”的问题。调查显示，有近50%的党派成员就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所在单位的民主党派组织作用发挥的程度持否认态度，认为民主党派地位“一般”，发挥作用一般甚或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有近70%的人认为民主党派监督作用发挥得一般或较差，有近41%的人对参政议政的情况“不太满意”或“不满意”。［8］有的党派组织及成员履行职能时，“参政议政”有余，“民主监督”不足；参政议政中微观问题有余，宏观方面不足；有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团体，发挥参政党职能仅仅体现在社会服务、慈善募捐上；有的党派基层组织活动松散、形式单一，缺乏活力，缺乏凝聚力。
　　政党意识是政党的灵魂，是维系成员的精神纽带，对政党的成员起着凝聚力量和发动号召作用。如果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和成员普遍缺乏政党意识，民主党派也就不成其为政党了，其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则无从谈起。
　　第二，各民主党派的特色逐渐变得模糊。我国有8个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历史地形成了自己的界别特色。民革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和其他中上层人士；民盟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民建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民进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以及科技等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农工党从事医药卫生以及科技教育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九三学社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建国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确定了各自的工作范围和发展对象的重点分工。为了继续体现各民主党派的特点，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各自的优势和作用，199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共同协商研究形成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进一步明确了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范围和重点分工，并同时规定，各民主党派在坚持重点分工的前提下，可适当发展一些其他方面有代表性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士一般掌握在发展成员总数的30%以内。然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尤其是上个世纪90上年代以来，各民主党派在大力吸收其特色界别范围内的成员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其他界别的成员，有些民主党派的非特色界别成员的比例甚至高于其特色界别成员的比例（如民革、民建、致公党）。这就使得各民主党派的界别特色逐渐变得模糊，以致有人认为“八个党派一个样”。以蚌埠市安徽财经大学为例，作为高等院校，应该主要由民盟、民进、九三来发展成员，但其他党派也把安财作为主要发展成员的部门，民革、民建、农工党都先后成立了安财基层支部，致公党正在酝酿成立基层支部。民革新发展的一部分成员跟原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致公党的新党员中也未曾有人在国外生活过或有海外关系。
　　民主党派和中共也出现了一定的趋同化倾向。在民主党派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盲目与共产党看齐、对等的倾向。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成员认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主张解散民主党派。如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的中国人民救国会于1949年12月率先解散。提出解散的还有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盟、民建等党派。他们中的不少人主张民主党派都加入共产党、民主党派都成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还有人主张民主党派应该成为“马列主义的党”。［9］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种倾向，周恩来明确指出：民主党派“在组织上和共产党应该有所区别”。“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他还指出：“民盟不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来建党”，不能要求各民主党派的思想都和共产党一样。［10］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为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了一部分党员，民主党派在新社会阶层中也发展了部分成员，但人们感到新的社会阶层中新发展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阶层中新发展的中共党员没什么不同，这说明各党派在组织发展中各自的特色没有突出出来。民主党派有以党为师的光荣传统，但发扬优良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妨碍民主党派独立品格的实现。有人这样描述参政党的心态和行为：与共产党亦步亦趋，就怕落后，时刻要保持团结，时刻要维护共产党的地位，有时不仅身份形象上“趋同”，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互动关系中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课题组从对浙江省8个民主党派的调查问卷统计表明：各民主党派皆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己任，这个比例高达68.6%，远远高于本党派所联系的群众的利益（18%）和党派成员的利益（2.2%）。这样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混淆、模糊了各民主党派自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必然导致各民主党派对本党派所联系的群众利益的忽视。［11］
　　有特色才具有代表性，才谈得上参政党的独立性。如果各民主党派互相趋同、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趋同，如果民主党派都过多地强调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己任，很少强调代表本党派成员及其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利益，甚至提出的问题都一样，没有自己的特色，那就失去了民主党派的立党之本和代表之源，甚至失去了民主党派的存在价值。
　　三、增强民主党派代表性的几点设想
　　增强民主党派代表性，是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突出各党派特色。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要坚持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代表性的人士为主，以协商确定的重点分工为主。这样的组织范围并不是随意确定的，而是由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决定的，也是各民主党派的特点和优点所在。例如台盟的发展对象是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中上层人士为主，如果不坚持这样的对象范围，台盟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台盟的章程规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12］各个民主党派通过在各自不同领域的活动和施加的影响，团结、调动他们所联系和影响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各有侧重地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这就决定了我国各民主党派在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必须保持各自不同的工作侧重。如民革除规定各项工作都要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还特别强调其工作重点是促进祖国统一；民进强调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坚持把教育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农工党强调致力于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致公党强调要维护归侨、侨眷以及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发挥与海外社团的广泛联系；台盟强调要为实现祖国统一，实现台湾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第二，增强参政党意识。各民主党派成员要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国情国力、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等方面的学习教育，牢固树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民主党派历史知识的学习，了解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增强责任心和自豪感。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执政党的简单恩赐，而是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密切合作而作出的双向互动选择，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中国，加入共产党是光荣的，加入民主党派同样是光荣的。
　　第三，加强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机关建设，把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机关建设成为联系其成员及其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为党派成员排忧解难，努力拓展党派成员发展空间，使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机关真正成为党派成员的温馨家园。切不可使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机关行政化、官僚化。同时，民主党派要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推荐和支持成员，为成员的政治和工作进步营造良好的条件；或深入成员所在单位，认真了解和关心成员的政治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加强与成员所在单位党委及其领导的协调与沟通，提高成员的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认真帮助成员不断进步，使民主党派真正成为团结互助的集体、成员成长进步的阶梯。这样才能增强民主党派的凝聚力。
　　第四，民主党派必须时刻关注自己所联系、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思想动机等等，要把这部分群众的利益认同作为参政的重要方面来体现。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闭会期间，应该与本党派广大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群众的利益要求，并进行认真分析、综合和提炼，形成政策建议，把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的建议和要求集合到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中，一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的民意，一方面做到真正代表并维护和实现所联系的群众的利益。
　　第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和道德情操。民主党派成员社会地位相对比较超脱，绝大部分又享有较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应当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和道德情操继承起来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的代表者。一般说来，我国各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和道德力量。他们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掌握了中国的优秀文化，理想崇高，道德高尚，他们的人格力量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的榜样。各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13］民主党派人士如果没有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宁可饿死的精神和气概，而是把个人的利益看得过重、过多，就不能对执政党发出不同的声音，也就不配做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就不能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功能与作用。
　　第六，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所拥有的社会政治资源与执政党相比较十分有限。民主党派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袖人物的个人声望和人格魅力。“以信相守、以情相感、以诚相召”是其赖以凝聚成员、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法宝。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应当是政治家，应当具备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洞察力，政治家的广阔胸怀和人格魅力，政治家的职业道德和历史使命感，政治家的坚定信念和理想追求，政治家的高尚品德和感号力。经历过国内外政治风浪考验的我国老一代民主党派的领袖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新一代民主党派代表性人士和领导骨干中虽然不乏德才兼备、出类拔萃之士，但缺少政治经验，是当之无愧的著名学者，但与政治家的标准尚有一些距离。参政党的领袖人物应当是政治家，但绝不能是官僚政客！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先生在其著述中认为，盖政治最复杂、最诡谲，吃那行饭的人，童心就不易保留了。［14］唐先生的意思是说政治家与官僚政客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政治家大多脱不了官僚政客之嫌，但张学良将军却是个例外。唐先生写道：“西安事变之后，张副司令亲送蒋中正总司令返南京。冯玉祥闻之叹曰：‘少不更事！’这位姓冯的‘把兄’（张、冯原有金兰之盟）就不知道他那年轻的‘把弟’原不是个官僚政客嘛。”“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15］民主党派领袖应像张学良将军那样光明磊落，始终拥有一颗永不褪色的赤子童心。如果对自己的名位看得过重，张将军就不可能牺牲自我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如张将军在与唐德刚先生谈及西安事变时所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有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16］“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虽然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今天虽然九十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帮谁私人忙，也不帮谁，我就是过去，我也不是帮蒋先生，也不是帮谁私人的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黄爱军)

　　［1］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页。
　　［2］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6页。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光明日报》2004年3月17日第3版。
　　［4］吴正德：《新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责任》，《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5］曾昭伦：《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主张、理想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民主报》1946年10月19日。
　　［6］陈惠丰：《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与人民政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7］黄天明：《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实证研究》，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8］郑宪、刘芳彬：《关于民主党派成员思想状况的调研报告》，《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页。
　　［1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54页。
　　［11］顾金喜、林奇凯：《民主党派利益代表机制研究》，《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2］《继承优良传统共创光辉未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年版，第55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5页。
　　［14］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15］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第186页。
　　［16］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第121页。
　　［17］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