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30日
口述前记
马申：民进会员、马叙伦孙（马叙伦第六子马龙瑞之子）。1954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72年在上海吴淞化工厂培训制氧工三年，1975年底赴云南省曲靖市云南维尼纶厂工作，1984年调动至江苏省吴江市东方丝绸印染厂教育科工作。1985年应聘至吴江法律顾问处（后改为吴江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1980年起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学习，1988年获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大专文凭。1987年调到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现为上海纽思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口述：马申
采访：庄昌泰
整理：庄昌泰
时间：2010年7月23日
呼吁和平
我的祖父马叙伦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历史上历次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袁斗争、第一次大革命、抗日救亡运动、“六二三下关事件”等等，曾被柯灵称为“无役不与”的积极民主斗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叙伦精神振奋，欣喜若狂，以为云消雾散，得见太阳，希望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能实现国内和平和民主政治。可是，通过一系列事实，他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看清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嘴脸。马叙伦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25日发表的《关于当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他才思敏捷过人，文笔犀利如刀，撰写了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和扩大内战的倒行逆施。
那时候，马叙伦是中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早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马叙伦在北大就与马寅初有“二马”之称。他的周围聚集着很多关心国家大事、爱国的朋友，他们有的充当保卫工作，更多的充当交通员（相当于现在的记者），收集当日上海的报刊，以及其他政治信息，提供给马叙伦撰写政论稿件，发表政治言论。当时，各家报刊都希望有压得住的名人文章，纷纷派员向马叙伦约稿。他们派交通员带去编辑部想要马叙伦评论的政治类新闻，待马叙伦写完评论后即将稿件取回，交编辑部刊发。这些稿件的时效性很强，有的当天告诉马叙伦新闻，第二天取稿。更有甚者，有的当天就要取稿，真可谓“倚马可待”了。如《怎样结束昆明惨案》一文将1945年11月25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近六千名在校师生集会发表演说，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民主，结果被军警包围镇压并开枪扔手榴弹，造成师生伤亡的悲剧进行公开揭露，强烈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当时，这条新闻由于政府检查制度的封锁，不准见报，而马叙伦却大胆写出真相，刊登在《周报》周刊。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温崇实是《文萃》报记者，他经常出入马叙伦家约稿。据回忆，他直接经手的马老文稿就有十几篇。
当时《周报》、《民主》几乎每期都有马叙伦的政论文章，有时一天要刊登二三篇。前几年，我们家人整理解放前的刊物，惊奇地发现马叙伦1945年10月至1947年3月期间在《民主》、《周报》、《昌言》和《文萃》四大刊物上共发表了106篇文章，散轶在其他大量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难以集齐。这一篇篇抨击美蒋真内战、假和平的战斗檄文充分展现了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马叙伦在这一阶段中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有的被收录于民进中央宣传部编辑的《马叙伦政论文选》一书。数年前曾有出版社计划编辑出版《马叙伦全集》，但因收集文章的工作量太大，目前尚未正式开展。
创建民进
抗战胜利后，日本丢失了上海的统治权，国民党开始接收日本的统治权并起步行政管理，逐步建立健全新“国民政府”的统治治理结构。那一时期，日中权力移交后不少管理领域还处于真空状态，加之人民的热情刚为抗战的胜利所点燃，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对新国家的期望达到最高值，因此，各种言论和呼声层出不穷，新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
马叙伦为各报刊撰文数十万字，这些文章揭露真相，抨击时弊，爱憎分明，鞭辟入里，说服力强，对广大人民群众有极大的激励作用。与此同时，马叙伦在“以笔为枪”的斗争中，频频参加座谈、集会、演说，密切了与各界人士的联系。他经常和《周报》、《民主》的创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在八仙桥原联华银行旧址（西藏南路26号）聚会，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活动更加广泛，联系范围日益扩大。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马叙伦家里“客人”特别多，这些“客人”都是文化教育新闻界争取和平民主的人士。
另一方面，中共地下党员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等一大批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也定期集会聚谈，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
国民党当时提出“先统一后民主”的主张，其实质就是让共产党乖乖地交出日本人退出后由共产党接管的地盘，然后再谈民主，也就是谈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地位问题。这就是俗称的“先交钞票再谈斤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如果交出了地盘，在政府中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权力和地位。于是，共产党提出“先民主后统一”，就是先民主，国共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现民主政治，然后水到渠成，实现真正的统一。这就是所谓的“先谈斤头再交钞票”。
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王绍鏊等一批工商界人士撰写了反对国民党“先统一，后民主”的《意见书》，准备在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广泛征集意见签名后上书蒋介石。
鉴于马叙伦在全国知识界的声望，通过报刊向马叙伦约稿这一交通流转系统，王绍鏊所撰写的反对国民党“先统一，后民主”的《意见书》也就到了马叙伦手里。马叙伦觉得王绍鏊的文章写得很好，并因此想要认识王绍鏊。
马叙伦、王绍鏊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王绍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论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马叙伦欣然同意并在《意见书》上签名，还提议双方的朋友一起开个座谈会。
原先，王绍鏊等联系的本土工商界人士还属于上海地方的代表性人士圈子。由于马叙伦抗战前的全国性声望，再加上马叙伦的不少好友多为全国性著名人士，所以王绍鏊的圈子和马叙伦的圈子相结合，就大大超出了地方局限，为后来联合起来共同成立全国性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两批爱国民主人士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及八仙桥原联华银行旧址（西藏南路26号）等处多次联合举行会谈，不仅研究时局，而且携手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舆论阵地发表文章，阐明共同的政治主张。
团结作战显示了联合的威力，同时他们感到，在国民党严密检查制度下，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毕竟受到很多限制，有人提出需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社会团体（政党），便于长期战斗。
马叙伦早已感到成立组织的需要，于是他积极行动，加强与各界爱国人士联系协商，讨论建立组织事宜，拟定章程和宣言，决定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今上海市卢湾区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签到的有26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向大会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并决定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从此，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政治组织诞生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与马叙伦的爱国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精心组织是分不开的。
下关惨案
1946年五六月，全面内战的气氛越来越浓。蒋介石公然叫嚣：“三个月可击破共军”、“六个月可完全解决共产党问题”。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教育群众，争取中间力量，中共上海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发动上海爱国力量开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民进立即会同其他党派团体，积极响应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号召，成功地组织了“六二三”这一“大革命以来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6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并推举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等9人组成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
6月23日上午，上海十万人在火车站北站举行集会，欢送代表团。11时，火车徐徐驶出车站。一路上，代表们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和骚扰。代表们一方面与他们说理，一方面发动全车旅客和他们斗争。晚上7时，列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二百多名军警和伪装成苏北难民的特务早已在此等候。代表们下月台时，特务们叫嚣：“打共产党的代表”，“叫姓马的站出来”。当马叙伦出来后，特务们冲上来乱打。
混乱中，特务们把马叙伦等人与其他代表隔开，推进候车室。晚上11时许，代表们被围攻已近五个小时了，忽有一个穿白衣者高声发令，特务们砸破候车室的窗户，蜂拥而入，进入室内大打出手。顿时，桌椅、热水瓶、木棍等一齐砸向代表。混乱中，有个特务猛然举起一个二尺多长的铜痰盂朝马叙伦狠狠砸去，阎宝航连忙用手臂拦挡，当场手臂骨折，马叙伦头部受伤，幸免一死。马叙伦被打得头部重伤，鼻眼受伤，腹部被踢，剧烈疼痛，被一个士兵拉入办公室。雷洁琼等人也深受重伤。这时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大叫：“你们打得太厉害了，出人命怎么办？”特务们一哄而散。
士兵们让人民代表乘上卡车，驰到有荷枪实弹军警站岗的南京警备司令部门口，代表们拒绝下车，在场采访的外国记者仗义执言，要求当局实施人道主义，这才勉强把代表送到太平路的中央医院分院。马叙伦等被抬进医院后，军警即在四周布岗，封锁了医院。
不久，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及郭沫若等闻讯前来看望，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之后，周恩来久久停留在马叙伦床边，仔细了解伤情。马叙伦说：“没有什么，为了和平，这是预料中的。”周恩来还与院方交涉，为代表们争取到了五张三等病房的床位。邓颖超得知受伤代表还未吃晚饭，便立即派人去梅园新村取来了牛奶、饼干、水果。中共代表团一直到拂晓才离去。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做贼心虚，下令不准报道。但是，第二天，南京几家进步报刊还是以显著位置作了报道。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还向世界各地发了电讯，社会各界很快迅速了解了这一举世震惊的“下关惨案”。
6月24日，周恩来在军调三人小组会议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毛泽东、朱德从延安致电慰问马叙伦等，民进也为下关事件发表宣言，向南京军警提出严重抗议，并致电慰问被殴伤代表。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上海人民代表的群众运动。
1985年，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叙伦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开始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特地对我们家属说了一番感人的话：“我非常敬重马老，他敢于为人民说话，他是党的亲密战友。国民党也讲‘统战’，但是谁对共产党最亲，他们就最恨谁。在‘六二三下关事件’时，受伤的人都乱放在地上，我和恩来向院方交涉一定要住进病房，他们才找到三等病房把伤员集中在一起。第二天早上，他们才算换了单间病房。那时，我知道他们一天下来都没吃东西也没水喝，我们马上要人外出去买饼干和弄水来。我安慰他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今天纪念他，要向他学习，要继承他的精神。”我们听后都热泪盈眶，感到党的温暖，更为这么多年后的今天，邓大姐对这件重大惨案仍记得清清楚楚而感动。随后她还与家属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共商国是
1948年末，马叙伦与许广平等人在中共帮助下，从香港辗转来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6月，马叙伦代表民进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被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担任筹备会常委会第六组组长，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同时，马叙伦还参加第一组的工作，拟定参加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马叙伦主动邀请专家、艺术家参与第六组工作，所拟定的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被中央人民政府采纳，一直沿用至今。此外，我们每年10月1日的国庆节也是马叙伦委托许广平提出来的。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等人的赞同。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节。
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并继续担任民进中央主席。他不但自己以花甲之年，多病之躯，老骥伏枥之心为新民主主义事业而努力，还动员子女回到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云南、贵州、缅甸等地瘴气严重，流行疟疾、大脖子病。我的父母当时都是国民政府医疗队的医生，正在那里巡回医疗。祖父从北京打电报来说，上海已经解放，国民党留下了一座空城，新政府缺少科学技术人才，要父母赶快到上海陈毅市长那儿报到，参加新中国建设。父母到上海后，父亲即被任命为新城区卫生局局长，母亲为市卫生局妇幼处处长，后来他们一直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工作。
我的二伯马克强那时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工作，他听从祖父的指示，利用职务便利，截下一批未运到台湾的钱币，交给新中国。解放后，他在国家工商总局任职，是我国著名的商标法专家。
我的五伯马龙翔是有色金属冶炼专家，东北解放后，他到沈阳东北工学院任教授，成为冶铜行业泰斗，为我国军工制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的六叔马龙章在上一辈中年龄最小，解放前夕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后到沈阳滑翔机厂，任飞机制造工程师。
我第一次见到祖父是1962年，8岁时候。祖父住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一个警卫排保卫。由于在“索薪”运动，特别是“下关惨案”中头部严重受伤，患脑软化症，神经系统功能逐渐衰退，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党中央对他十分关心，周总理多次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挽救，并要派专人护理。但马叙伦为了减轻国家负担，通过卫生部，由中华护理学会介绍，自费聘请了一位护士，每月付给她一百余元，并供给全部伙食。
1958年6月5日这天，护士柯贵贤见马叙伦精神稍好，请他写几个字。当时他虽已不能正常书写，但仍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坚强地提笔写下：“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是他毕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思想总结，是他的政治遗嘱。
“文革”中，有人诬蔑马叙伦是“活死人”，养着何用，要求撤走警卫排，取消他的一切待遇。由于党中央的保护，他才幸免遇难。
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并发肺炎，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85岁。马叙伦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他的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厅。
为了便于拜谒、瞻仰，2000年，他的子女在杭州市大诸桥村马叙伦家族墓地建造了马叙伦墓，该墓已被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点。
在纪念马叙伦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发表重要讲话。他说：“马叙伦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真理，思想进步。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里，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人民无限忠诚的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这是对马叙伦一生的精辟概括，也是对马叙伦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