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军（民进蚌埠市委安财支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兼有一党制和多党制的优势，又可避免一党制和多党制的缺陷。既要发挥一党制政治决策的高效，又要避免一党制缺乏监督的不足；既要发挥多党制异体监督的功能，又要避免多党纷争的缺陷。我国政党制度优势和优越性发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各民主党派能否保持自己的特色，真正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利益的代表。
    众所周知，在民主革命时期诞生的各民主党派，有着鲜明的政治特色和组织特色。比如九三学社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民建的“建立真正的平民世界”的理念。或有其地域性历史性特色，如致公党、台盟和民革，或有其职业领域性特色，如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和九三学社。但是，近年来我国民主党派的界别特色逐渐变得模糊，出现了趋同现象。在政治纲领方面，各民主党派突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但对各党派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权益状况，以及如何改善和提高以至调动其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的内容则很少。结果造成各民主党派的纲领逐步趋同，各党派领导讲话也日渐趋同。在组织发展方面，各民主党派都以高知和非公人员为对象。如果八个民主党派都一样，那它们又有什么必要同时存在呢？它们怎么能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特殊利益的代表呢？
    民主党派和中共也出现了一定的趋同化倾向。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为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了一部分党员，民主党派在新社会阶层中也发展了部分成员，但人们感到新的社会阶层中新发展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阶层中新发展的中共党员没什么不同，这说明各党派在组织发展中各自的特色没有突出出来。民主党派有以党为师的光荣传统，但发扬优良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妨碍民主党派独立品格的实现。有人这样描述参政党的心态和行为：与共产党亦步亦趋，就怕落后，时刻要保持团结，时刻要维护共产党的地位，有时不仅身份形象上“趋同”，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互动关系中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课题组从对浙江省8个民主党派的调查问卷统计表明：各民主党派皆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己任，这个比例高达68.6%，远远高于本党派所联系的群众的利益（18%）和党派成员的利益（2.2%）。这样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混淆、模糊了各民主党派自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必然导致各民主党派对本党派所联系的群众利益的忽视。
    民主党派具有的特色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立足之基、力量之源。如果各民主党派互相趋同、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趋同，如果民主党派都过多地强调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己任，很少强调代表本党派成员及其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利益，甚至提出的问题都一样，没有自己的特色，那就失去了民主党派的立党之本和代表之源，甚至失去了民主党派的存在价值。周恩来曾指出：“如果各民主党派的思想作风都和共产党一样，又何必有这几个党派存在呢？”江泽民也指出：“不能要求民主党派跟我们共产党一样，那还要民主党派干什么？要把民主党派都变成跟共产党完全一样，它就没有作用了”。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发挥，是由其特色决定。没有特色，就不能发挥独特作用，没有特色，就不能发挥共产党所不能发挥的独特作用。因此，增强民主党派特色，是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发挥我国政党制度优势和优越性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必须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作为政党，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政治属性不同，它们的政治属性主要体现在进步性和广泛性这两方面。周恩来曾指出：“各民主党派中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了，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纯粹进步分了的组织。若都是进步分了，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国各民主党派是从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历来就具有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特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代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十分显著。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同中国共产党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其社会基础：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随着中国共产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各民主党派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把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
    民主党派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但它们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这就决定了民主党派成员具有广泛性的特点。也正由这一特点决定，民主党派有很广的社会联系面，能够反映和代表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可以说，民主党派的广泛性决定了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相当大的活动面，能够发挥独特的政治作用。它决定了民主党派在中国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不可替代的。
    保持民主党派广泛性的特点，一方面要在民主党派组织发展时，把具有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素质、政治水平的各方面代表性人士吸收到组织内，这方面工作做得相对较好；另一方面，要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时，重视各自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诉求，反映和代表他们的具体利益和要求，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为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提供畅通的渠道。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向党政职能部分建言献策，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反映社情民意，但民主党派在利益表达、政治参与方面出现了趋同化的倾向。他们反映的大多是一般民生问题、公共政策问题，而其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特殊利益则较少反映。如蚌埠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编印的内部资料《蚌埠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优秀提案及复文汇编》中，共收录各民主党派市委的提案共7项，主要涉及农业、医药、餐饮娱乐服务业、公交、教育、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等一般民生问题和公共政策问题。
    保持民主党派先进性的特点，是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的内在要求和需要。各民主党派只有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要求上来，在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等方面与共产党保持一致，才能不断巩固我国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但民主党派在保持其先进性特点方面，同样面临着较严峻的挑战。
    发展优秀成员是保持民主党派先进性的基础。但现实的情况是，优秀分子是中共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由于中共是执政党，具有雄厚的政治资源，一般优秀分子也把加入中共作为自己首选的政治追求。作为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主要领域高校，中共发展状况是本科生党员占40%，研究生党员比例更大，知识界的优秀精英留在党外的越来越少，加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政治资源相对有限，又有较高的学历、职称要求，使得民主党派发展优秀成员面临后继无人的前景。如果民主党派不能吸收并拥有一批具有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优秀成员，就很难发挥好参政党的职能。
    加强民主党组织发展工作，不仅是各民主党派自身的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1996年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关于做好向民主党派推荐部分党外优秀知识分子作为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精神，及时研究、协调、解决优秀党外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党派工作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帮助民主党派发展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学术造诣深的高层次人才。在工作中做到统筹规划，把发展中共新党员与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进行统筹安排，不能厚此薄彼，顾此失彼。民主党派不能在共产党内发展自己的组织，共产党也尽量不要在民主党派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如果认识民主党派中的优秀分子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未加入中共的民主党派成员岂不就等于是“劣等”分子的代名词？
    从历史经验来看，共产党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加强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以增强其先进性特点：（一）指派一部分优秀党员以特殊身份加入民主党派，这既便于民主党派及时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也有利于保证民主党派发展的正确方向。（二）对于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先进分子，可以动员其先加入民主党派，然后根据需要或吸收他们加入到共产党内，或继续保留他们的民主党派身份。（三）对于申请加入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成员，特别是有影响的成员，要尽量劝其保留民主党派的身份，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必须保持知识分子类型政党的特点和优点。民主党派历来就是知识分子类型的政党，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生活在一个中西文明交融、新旧社会交替的大时代，他们大多是学贯东西的知识精英。民盟早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胡愈之、李公朴、闻—多、陶行知、罗隆基、章伯钧、梁漱溟，民建早期领导人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沙千里，民进创始会员马叙伦、郑振铎、唐弢、傅雷、周煦良、周建人、赵朴初、雷洁琼、严景耀、柯灵，九三创始社员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袁翰青、严济慈、劳君展等，均是著名的专家学者。沈钧儒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自幼受旧的传统教育，光绪年间进士，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清末举人。郑振铎是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傅雷是艺术评论家和一代翻译巨匠。罗隆基、潘菽、涂长望、袁翰青、严济慈等，早年留学海外并先后获得博士学位，许德珩、章伯钧、杨明轩、陶行知、劳君展等均有留学背景和经历。张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他办的新式学校，对当时四川教育革新起了先锋作用，培养了不少人才，朱德、罗瑞卿、于江震、陈同生等人曾先后是他的学生，深受他的教益。
    知识分子不仅是有知识文化的人，而且是有社会良知的人。良知体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真理的固守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良知就是知识分子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不说明知识分子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百姓安危紧密联系的，其爱国爱民、忧国忧民之心令人感动。一般说来，我国各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和道德力量。他们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掌握了中国的优秀文化，理想崇高，道德高尚，他们的人格力量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的榜样。1941年，施复亮失业，度日艰难，儿子施光南还不满一岁。有人劝告施复亮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对此，施复亮严辞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表明了他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1946年7月初，传闻国民党特务已把李公朴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许多朋友劝他早日离开昆明，李公朴毫无畏惧地说：“既然要从事民主运动，就要抱着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决心！”11日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1957年，章乃器通过独立思考，对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新时期的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遭到批判和罢职，但他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各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民主党派人士不畏惧权贵、不怕牺牲、宁折不弯的精神和气慨，是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功能与作用的需要，是发挥我国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优势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具有的真正优势所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的突出优势是：既能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安定团结。发挥民主监督功能是建国后民主党派存续的首要历史因素。毛泽东曾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一项问卷调查表明，认识我国民主党派监督作用发挥一般和较差的占到70%以上。另一项问卷调查是在下例监督机制中（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各民主党派监督等六项），按重要程度排序，结果民主党派的监督被排在最后一位。
    第三，淡泊名利、崇尚真理、求真务实是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和主要价值取向。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类型的政党。正如民盟的先驱们曾多次公开申明，“我们对于责任，更比地位感觉重要”。“中国民主同盟能否在将来的中国政府中担任一种重要的角色，那是次要的，头等重要的是民盟拥护的理想，要在中国胜利。”他们是以民族兴旺为己任，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富强为最终目的。救国会主席沈钧儒，1923年6月为反对曹锟贿选，坚辞国会参议院秘书长职，与离京议员一起频发通电和宣言，抨击、揭露和声讨曹锟的违法贿选。民盟中央主席张澜，1913年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鉴于袁世凯妄图称帝，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国会又遭践踏，愤然离去返南充办学。民建创始人黄炎培，以“不为官吏”为立身原则，曾两次拒绝出任民国教育总长，显示了不媚权贵的高尚品格。民进成立时，郑振铎说，自己一贯是主张不做官、不谋名，也不想参与“政治”。民进初创时《章程》中规定“在民主政权完成后，通过大会宣布结束”。新中国成立，民主革命胜利，那么，为民主而生的各民主党派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成员认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主张解散民主党派。如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的中国人民救国会于1949年12月率先解散。提出解散的还有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盟、民建等党派。民进郑振铎、唐弢、傅雷等核心成员，坚持民进纯粹是民主运动的组织，民主告成，组织就应解散，默然退出民进组织。
    无欲者自刚强。许多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成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不少仁人志士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民主党派中不少领导人直言相谏、痛切陈言；有的身陷囹圄，却保持了可贵的政治气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许多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成员的真实写照。
    民主党派政治联盟性质和知识分子类型政党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其维系和发展不能全靠纪律约束，它必须以德治党（会、盟、社）、以智促党（会、盟、社）、以情聚党（会、盟、社），尤其要靠举旗人的人格魅力来集聚党（会、盟、社）员。民主党派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袖人物的个人声望和人格魅力。“以信相守、以情相感、以诚相召”是其赖以凝聚成员、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法宝。经历过国内外政治风浪考验的我国老一代民主党派的领袖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新一代民主党派代表性人士和领导骨干中虽然不乏德才兼备、出类拔萃之士，是当之无愧的著名学者，但与老一代民主党派领袖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尚有一些距离。民主党派新一代成员大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同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着基本一致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阅历，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成就感同身受，因而都意志坚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是民主党派发展的主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性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的问题。价值观念的失衡，使部分党派成员开始从追求精神价值转向追求实惠，功利思想膨胀，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失衡的价值观必然引起行为上的失范，致使事业心、责任心下降，削弱了奉献敬业精神，从而使一些党派成员做出了违背党德的行为，如一些从事高等教育及科研成员，对待学术和科研缺乏科学精神和职业操守，急功近利，抄袭剽窃。正如民盟中央原名誊副主席、民盟重庆市委原主委冯克熙先生所尖锐指出的：“不能忽视功利化、行政化、非知识化的一些不良倾向，已在不同程度上给民主党派、统一战线文明提出挑战”，“有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沾染了‘道德病’，口是心非，习以为常；随波逐流，不以为怪”，“我们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科学？多少文明？多少良知？我认为，还需时刻自省……我们要从当前迷漫的功利化、世俗化中走出来，生活在诚实中，以正义去批判邪恶，以诚实去总结经验教训”。
    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重点是培养造就一大批新一代代表性人士和领导骨干。能否培养造就一大批新一代代表性人士和领导骨干，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着各民主党派未来的政治面貌，决定着民主监督的质量。由于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就不能完全避免有一部分人把加入民主党派作为升官发财跳板的不纯动机。又由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政治前提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民主党派干部的选拔、使用和交流等决定权在于执政党，因此，要发挥民主党派异体监督的功能与作用，必须解决民主党派立党（盟、会、社）为公的问题。加入民主党派要做到不为做官，不谋做官，只为做事。如果民主党派人士把自己的利益看得过重、过多，过分在乎自己的地位、权位、官位，就不敢对执政党发出不同的声音，也就不配做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就不能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功能与作用。正如民进创始会员周建人所说：“整天纠缠个人得失上，还能为党为人民办事吗？”因此，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把那些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为人正派、真心诚意地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有较大代表性和社会影响、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在本党派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一代代表人物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要防止那些个人主义膨胀，立党为私，伸手要安排，要待遇，把进班子当着向上爬的阶梯的人进入领导班子，特别要警惕和反对极个别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三心二意”，政治上别有用心，伪装进步，妄图在我国搞西方多党制的人混入领导班子。
    第四，坚持民主、追求民主、崇尚民主，是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民主党派在“党派”前面冠以“民主”这一修饰语，就是为了彰显其组织的这一特点。1993年出版的《中国统一战线全书》指出，民主党派是“对我国1948年5月1日前即已成立，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共同斗争中具有民主运动历史的一些党派的通称”。各民主党派早在成立之初，就把争取民主作为本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如中国民盟在1945年召开的民盟一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为行动纲领；九三学社在成立大会上就鲜明的提出“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等政治主张；台盟以“实现台湾省之民主政治，及地方自治”为宗旨；中国致公党在成立时就以“祖国的民主富强和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在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老一代同志为了追求民主，不畏强暴，甘洒热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当“左”倾错误横行的时候，程潜、廖运泽、周培源、黄万里等老一辈民主党派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真理，这就是政党特点中深厚的民主元素浸染的结果。
    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已认识到了这点并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一贯站在“超然独立”的地位上努力促进国内和平，但它的“提议始终都被（国民党当局）拒绝”；一贯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它实行迫害。民盟中央领导人、卓越的民主战士李公仆、闻一多、杜斌丞等先后被杀害，西安、重庆、成都、桂林、北平等地的大批盟员被逮捕或绑架，它的中央机关《民主报》营业部和西北总支部机关报《泰风日报》、《工商报》、《人民报》等也遭袭击。最后，国民党特务还对民盟南京总部领导人进行包围、监视，限制其行动自由。国民党内政部并于1947年10月27日发表声明，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告解散。国民党当局宣布取缔民盟和民盟被迫宣告解散这个事实，宣告了民主党派“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的民主主义运动的彻底破产，但民主党派坚持民主、追求民主、崇尚民主的决心、耐心和信念，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激励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征程中一路凯歌行进。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并为之进行了长期奋斗。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访问延安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时说到，希望将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能够跳出旧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著名论断。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上的清醒认识、坚定立场、鲜明态度。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要有制度的保证，而且要有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民主是要靠人执行、要人去遵守的。没有正确的强烈的民主意识，就很难自觉地按民主程序、民主原则、民主精神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人的问题。民主党派坚持民主、追求民主、崇尚民主的优良传统和特色，一定能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发挥重要独特作用。
    民主党派继承和发扬民主传统和特色，首先要搞好自身的民主制度建设，并以自身的民主制度建设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设。民主党派自身的民主制度建设，要将党（盟、会、社）的各项活动立于民主基础之上，建立一套较为健全的民主制度，依法治党（盟、会、社）。这是民主党派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持民主党派特色的客观需要，不然，“民主党派”便名不符实。而现在各个党派内部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法规和制度，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现象时有发生；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机关出现了谋种程度的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一些党派领导人习惯于搞一言堂，家长制；只顾投机钻营，对普通党（盟、会、社）员的利益不闻不理。出现“民主党派不民主，大事小事一人说了算，没有集体领导”的怪现象。权力滋生腐败，作为参政党，一些党派成员参政议政，在政府或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已经出现了腐败苗头的迹象。如沈阳刘涌案中就有一个民主党派主委，同时也是沈阳市政协副主席、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因腐败落马。打铁还必需自身硬！如果民主党派自身都存在组织不力、不民主、不廉洁的问题，又怎能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民主党派只有保持和发扬民主传统和特色，才能克服权力腐败的痼疾。列宁曾说“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民主党派如果不民主，不仅会损民主党派形象，使民主党派失去信誉、失去人心，而且会挫伤党派内杰出人才和其他成员的积极性，使党派丧失凝聚力，失去应有的作用与功能。党派组织本身的活动都无民主可言，何谈协助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五，增强界别特色。在组织发展方面，建国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确定了各自的工作范围和发展对象的重点分工。为了继续体现各民主党派的特点，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各自的优势和作用，199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共同协商研究形成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进一步明确了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范围和重点分工，并同时规定，各民主党派在坚持重点分工的前提下，可适当发展一些其他方面有代表性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士一般掌握在发展成员总数的30%以内。然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尤其是上个世纪90上年代以来，各民主党派在大力吸收其特色界别范围内的成员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其他界别的成员，有些民主党派的非特色界别成员的比例甚至高于其特色界别成员的比例（如民革、民建、致公党）。这就使得各民主党派的界别特色逐渐变得模糊，以致有人认为“八个党派一个样”。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作为高等院校，应该主要由民盟、民进、九三来发展成员，但其他党派也把安财作为主要发展成员的部门，民革、民建、农工党、致公党都先后成立了安财基层支部。民革新发展的一部分成员跟原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致公党的新党员中也未曾有人在国外生活过或有海外关系。
    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要坚持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代表性的人士为主，以协商确定的重点分工为主。这样的组织范围并不是随意确定的，而是由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决定的，也是各民主党派的特点和优点所在。例如台盟的发展对象是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中上层人士为主，如果不坚持这样的对象范围，台盟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台盟的章程规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各个民主党派通过在各自不同领域的活动和施加的影响，团结、调动他们所联系和影响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各有侧重地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这就决定了我国各民主党派在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必须保持各自不同的工作侧重。如民革除规定各项工作都要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还特别强调其工作重点是促进祖国统一；民进强调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坚持把教育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农工党强调致力于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致公党强调要维护归侨、侨眷以及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发挥与海外社团的广泛联系；台盟强调要为实现祖国统一，实现台湾人民的利益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