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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述评

浏览:7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统一战线学研究 发布人:admin 发布时间:2018/11/08 【字号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主要特色、基本功能、发展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概括为“四论”:生成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优势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色和基本功能,发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关联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若干理论和现实因素的相互关系。加强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应系统开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研究,积极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贡献,有效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周云莲,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党的建设研究中心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智慧的新型政党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术界也加大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学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主要特色、基本功能和发展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著作方面主要有周淑真于2013年出版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刘红凛于2013年出版的《政党关系和谐与政党制度建设》,熊必军于2013年出版的《制度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林尚立于2015年出版的《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钟德涛于2015年出版的《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李燕奇于201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新发展研究》,王远启于2015年出版的《政治发展视阈下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研究》等。论文方面,从2012年12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中国知网收录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论文120余篇。这些成果开拓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思路,对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然而,现有成果存在一定不足: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不相匹配,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构建的紧迫需求不相适应,学理性和系统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笔者从生成论、价值论、发展论和关联论等四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对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发展有所裨益。
 
  一、生成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
 
  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首要议题。本项研究主要回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产生、其生成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该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合作关系,这些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理论源泉。中国实行新型政党制度是由基本国情、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刘诚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民主理论及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1]。李燕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的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发表于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献中[2] 。蒋锐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视角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我党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张荣臣进一步从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蜕变过程以及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教训两个维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也不同于苏联的政党制度[4] 。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厚植于中国土壤和传统文化。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明,不同的政治文明造就了不同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中国土壤中孕育出来,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传统文化。因此,学者们着重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李伟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5]。段玉柳系统梳理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优良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包含的和合文化、中庸思想、民本思想存在的联系,并指出传统文化能够塑造政党制度的民族特色,为政党制度设计提供智慧,树立政党制度的文化自信[6]。刘诚、华清君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支撑不仅来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还受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发展则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引[7]。另外,还有学者从文化差异性出发,将中国和外国的政党制度进行对比研究。胡婷婷将中苏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党制度不可忽视传统文化的影响,回顾中苏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渊源,能更好地理解中苏政党制度的差异[8]。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主要从 “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来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从 “内部”维度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必然性。舒文从历史性维度概述了清朝末年至1948年间,中国尝试西方政党制度失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及介于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在经过短暂合作后又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主张走议会民主道路的中间势力到1948年之后最终选择同中共合作[9]。肖存良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军事力量与社会力量双重复合的结果。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军事力量多次干预政党制度的塑造。中国共产党把军事力量嵌入到政党制度之中,并基于民主党派的社会力量而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协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0]。
 
  2.从 “外部”维度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理性。有学者将社会成本论中的成本概念引入政党制度研究,尝试运用制度效能和制度成本的新框架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祝灵君认为,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相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代表并有效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制度效能上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并能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政党,因而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制度[11]。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本低、效率高,具有西方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熊必军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知识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率,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12]。
 
学者们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的研究各有侧重,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有效融合与运用,吸收了多党合作文化蕴含的包容的价值意蕴。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学术界普遍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至于具体基于马克思主义哪一部分的理论,学者们见仁见智。由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长于中国土壤,多数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联系进行了研究。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依据层面,学者们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来阐明其历史必然性。同时,有学者尝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理论依据进行论证。总之,学者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历史性维度、文化性维度、内生性维度和外生性维度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突出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优势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色和基本功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何种优势与功能,是学界普遍涉及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色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根本特点。学界重视基于结构来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色。侯远长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能够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关系的领导核心作用,进而与各民主党派协商一致,具有突出的政治优势[13]。柴宝勇认为,从政党制度的结构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最鲜明的制度特征就是“领导”与“合作”,这是理解和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之维”[14]。还有学者将中西政党制度进行比较,如卢晓光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同于苏联一党制,也与西方多党制有着根本区别,是把各个政党和党外人士紧密团结起来的政党制度,属于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式政党制度模式的新型政党制度,既有效避免了缺乏监督的一党制模式,又避免了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15]。杨卫敏指出,中西方政党制度在政党关系、政党制度基本格局、政党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不同[16]。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三个“新”的阐述,沈鹤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表现在具有更强大的凝聚力,具有更高的决策和执行效率和具有更为完善的廉洁保障[17]。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功能
 
  刘越从民主功能、整合功能和稳定功能三个维度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功能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政治参与与民主监督功能、社会整合与利益协调功能、维护稳定与保障安全功能[18]。胡国喜从政治稳定、政党共识、政党协商和政党定力四个方面强调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稳定功能[19]。也有学者聚焦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合功能。贾国哲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整合功能[20]。除了从宏观层面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进行研究,有的学者从微观层面探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功能。余科杰具体列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功能,包括团结功能、协商功能、监督功能、协调功能和沟通功能[21]。林尚立进一步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扩大政治参与,加强社会间的单元协调,完善民主监督,增强社会团结和创造多元一体[22]。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厚植于中国的土壤,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它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其独有的特色和功能在世界政党制度之林中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因此,大多数学者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还以比较的视角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其他类型的政党制度进行对比,进而凸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巨大优势。至于其主要功能方面,学界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模式出发,既从宏观视角对其进行了概述,也从微观视角对其做了分析。可见,学界十分重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结构特色的研究,体现了充分的制度自信,致力于以学术方式发出多党合作的“中国声音”。
 
  三、发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必然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坚持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和路径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
 
  (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
 
  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学界从政党制度理论和政党制度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其一,政党制度理论方面。张献生认为,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党中央通过召开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政党制度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民主属性,突出了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23]。王远启认为,习近平提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4]。许立坤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提出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针对民主党派的职能,强调民主党派要发挥自身优势;针对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提出民主党派特别是领导班子要提高解决自身问题能力[25]。其二,政党制度实践方面。刘凤祥认为,随着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颁布,政党协商走上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轨道[26]。王远启认为,进一步完善了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提出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提出要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使用力度,提出要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24]26-27。另外,还有学者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建设三个维度对习近平总书记多党合作思想的深刻内涵作了初步探讨[27]。
 
  2.习近平总书记以新型政党制度全新定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此,各方面及时进行了研究跟进。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认为,要从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三个维度来理解新型政党制度[28]。左定超认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力,是对人类政党文明的重大贡献[29]。张荣臣指出,在理论维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让一些国家看到了我国政党制度的新模式和政党关系的新方式,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实践角度,我们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发挥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4]。卢晓光提出,多党合作制度是马克思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型政党制度;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式政党制度的新型政党制度;它是一种既能群策群力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政党制度[15]。还有学者强调了新型政党制度给世界带来的启示。钟声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如何践行政党责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为人类探索更好政治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30]。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
 
  1.加强执政党建设。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中的一体两面,学界在研究中同样关注执政党建设问题。周淑真系统分析了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历史发展、基本内容与当代要求[31]。一方面,学者们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展开了研究。王长江从政党政治普遍规律的维度、执政党历史转型的维度、市场经济的维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维度提出并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研究的框架问题[32]。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更为关注执政党建设的实践问题。顾海良和丁俊萍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路径[33]。钟德涛指出,加强执政党建设,应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这条党的建设主线,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34]。
 
  2.加强参政党建设。参政党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学界十分关注参政党建设研究。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将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升到一个新水平[35]。钟德涛在《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中提出,要从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入手加强参政党建设[34]308-312。另外,汤颖以网络民主为视角,认为参政党要抓住网络民主的机遇,提升 “网络参政意识”[36] 。
 
  3.加强党际关系建设。构建和谐党际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要求。程云庆认为,政党制度的理论化、制度化、法律化和实践发展为构建和谐政党关系提供了条件[37]。针对如何进一步加强构建和谐政党关系,刘晓辉和吴祖刚指出要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完善民主监督和推动和谐政党关系制度化三个层面进行思考[38]。刘红凛认为,要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认识政党关系,通过加强政党制度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促进政党关系和谐[3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因此,学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发展的研究不断升温。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贡献进行梳理。也有学者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主要从执政党、参政党和党际关系三个层面展开。可见,学界努力将理论问题研究同对现实关切结合起来。然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学界相关研究仍需继续深化。
 
  四、关联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若干理论和现实因素的相互关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学界也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的关联性
 
  学界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一是协商民主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关联。肖存良认为,政党制度参与创造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巩固政党制度[40]。二是发展协商民主的路径。刘俊杰认为,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构建党际协商民主现实基础,加强与共产党党内协商的互动,实现与中国选举民主的结合[41]。另外,还有学者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视角,强调增强中国政党制度的协商主体包容力、政治参与包容力以及协商信息包容力[42]。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关联性
 
  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关系。有学者指出多党合作和国家治理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国家治理的深入推进对多党合作制度提出新的要求,多党合作制度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功能为国家治理提供动力[43]。二是政党制度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有学者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框架中的政党协商是兼具价值与形式的民主实践活动,是提升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44]。三是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问题。有学者指出要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政党制度的规范化、政党文化的现代发展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5]。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外政党制度的比较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专门研究国外政党制度。一是研究西方国家政党的规章制度。俞可平把当今世界绝大多数重要政党的代表性规章制度进行收录整理,系统翻译和介绍世界主要政党内部规章制度[46]。二是研究国外政党制度的发展变迁。大部分学者从史学角度,以具体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国外政党制度的形成原因和过程[47]。三是关于国外政党制度的理论问题。有学者基于政治学方法研究国外政党制度的具体理论问题[48]。
 
  综合来看,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相关理论及现实因素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和国家治理的关联性研究中,学者们聚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国家治理之间的联系。在与国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中,学者们以西方国家的具体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其历史进程,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相关具体问题。可见,学者们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视角较为开阔,不仅积极探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相关理论和现实因素的关系,还对国外具体的政党制度进行了研究。
 
  五、结语: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展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学界要增强对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理论自觉,不断提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水平。
 
  (一)系统开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在理论上有创新,在实践上有突破。学界应增强现实关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发展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新时代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需规避碎片化研究趋势。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框架下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多党合作思想。要站在理论和实践、现实和未来的整体性角度,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实践、新情况进行系统化研究。
 
  (二)积极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贡献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的伟大政治创造,既具有中国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学界在集中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和功能时,不能仅仅论证其具体优势和比较优势,还应站在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角度分析其世界贡献。新时代是中国不断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也是不断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同中国的不断和平崛起而产生广泛深刻的世界影响。学界需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世界意义的具体构成、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政党制度选择的价值效力进行解析,深入阐释其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智慧和对世界政治文明的独到贡献。
 
  (三)有效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
 
一方面,学界应该运用交叉学科知识加强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要将不同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形成跨领域的交流与对话,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相结合,从不同理论工具、不同维度视角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自产生以来,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当今通行的政治学还未能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充足的学术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构建总体上落后于实践。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中国政党屹立于世界政党之林、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掌握话语权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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