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本质是制度方案。制度方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笔者认为，中国对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制度方案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首先，政党政治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潮流，政党制度是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政治上攻击抹黑中国的首选项。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既最具中国特色，也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再次，我国政党制度既根植中国传统文化又吸纳世界文明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实践的智慧结晶，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因此，基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立场，我们对“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内涵、意义、框架、渠道、方式等的认识都会更加清晰起来。

 

　　一、从中国方案提出的背景、意义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蕴含的智慧和力量

 

　　作为对中世纪封建专制的革命成果，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曾被奉为民主的圭臬。“一人一票”更成为一些人心目中神圣庄严的人权和民主，垄断了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话语权，以至谈到政党制度时“言必称希腊，总觉得别人的菜有味，自己的肉不香”。当前，提出政党制度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是危机和困局让西式民主从神坛跌落尘埃：两党制和多党制不是“万能之药”。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西方的多党民主、议会民主不但不是万能之药，而且无法为解决这场持续多年的经济政治危机提供有效的方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1月2日的调查表明：71%的美国人不满意美国现在的发展方向。德国《商报》刊发的《美国的权力游戏进入死胡同》一文认为：美国党派权力之争可能使金融市场改革以失败告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马丁•雅克认为：面对危机，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新思路，西方克服这场危机要花很长时间，需要在政治和思想上进行重大转变。

 

　　二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25年来的演变表明：采用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具有极端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政治制度上的大起大落最终导致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剧变，教训发人深省。苏联解体后，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在经济上采用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整整倒退十年；在政治上因照搬西方多党制而陷入寡头政治；在国际上丧失了大国地位。在1996年苏共垮台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德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没有实行中国那样的多党合作制，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2016年苏共垮台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表示：“25年后的今天，我为苏联不复存在而感到惋惜。”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41%的受访俄罗斯人认为，1991年“8·19事件”之后，俄罗斯迈向了“错误方向”。

 

　　三是第三世界国家从照搬西方多党制带来的恶梦中觉醒：中国式良政比形式上的民主要重要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在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推行这种政党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甚至连绵战争。正如法国媒体在评论2010年马达加斯加大选引发的动荡时说的：“不成熟的民主体制让混乱变得更难控制。”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3年4月6日，比尔•盖茨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盛赞中国民生的进步。他说：“短短30年，中国在民生领域、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时至今日，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重新审视自身的政党制度和民主道路。

 

　　在亚洲，新加坡前资政李光耀说过：“除极少例外，民主制度并未给新生发展中国家带来良政。亚洲人重视的不见得与美欧相同，西方重视个人自由，而作为有着中华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重视政府的诚实高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原所长黃朝翰指出：“中国要良政，而非不成熟的民主。”印度学者莫汉·古鲁斯瓦米在《追赶中国龙》一书中说：民主在印度更多地表现为拖累发展的副作用，在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印度应多学习中国的经验。2014年5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在访华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孟加拉国《每日星报》2016年10月16日刊文发问：“中国的成功表现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中国人口、民族众多。这与孟加拉国情况相似。对中国政府和民众而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创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特点之一是‘发展管理’。中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制度化的磋商。”

 

　　在非洲，《埃及新闻报》提出：应向中国学如何“捕鱼”。尼日利亚媒体《这一天》说：50年前，中国和非洲处于差不多的发展阶段，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这应该使我们受到激励，殖民主义不能再成为我们做不好的借口了。“中国人成功地从贫困中发展起来，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中国是如何做到的，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以改变非洲？”“非洲风向标”民调对非洲35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当问及“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方面，你认为中国对你的国家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时，63%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力”。

 

　　在拉丁美洲，《牙买加新闻集锦周刊》2011年8月21日的文章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其发展的基础。这种制度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不同，但却把庞大复杂的国家推进盛世。中国独特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包括9个政党。中国的多党合作制绝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多党竞争体系，它诞生于中国革命，被认为最适应中国环境。在我们牙买加人还在坚持西方自由民主的传统时，中国的治理模式给出很大启发，让我们考虑那些带来稳定、纪律、秩序、效率和无障碍发展的理念。

 

　　四是中国发展奇迹不仅让国人自信也让世界进行制度反思：“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应运而生。当“历史终结论”和“华盛顿共识”甚嚣尘上并占据国际主流意识的时候，世界上许多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方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存在深刻怀疑，不少人预测在“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下中国这座“东方柏林墙”也会很快倒塌。然而，20多年来，中国不但没有垮掉，而是在固有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下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引起了世界政要和各国学者的重新审视和评判取舍。

 

　　特别是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中国奇迹”受到广泛好评，而且使“中国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2011年5月，英国“全球语言监测机构”评出21世纪全球十大新闻，“中国崛起”高居榜首。许多外国政治家、学者认为“这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2004年5月7日，英国著名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一文，指出中国已经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称之为“北京共识”。在2009年4月召开的G20国家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布朗在记者招待会公开声称：“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结束。

 

　　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更多地是体现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看法上。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中国模式”做出了解释。他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政府的理念和对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回避”。最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在1989年写下《历史的终结》的福山，在2009年和2011年先后写下《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美式民主教不了中国》等文，完全颠覆了他自己20多年前的观点。他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指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福山将其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一是西方难以企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

 

　　在上述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提出“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而且对于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其中当然包括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蕴含的政治智慧的自信。

 

　　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向世界作出贡献的不懈追求和责任担当。为人类制度设计提供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要站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中央。这是中国人民长久的梦想与追求。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再过四五十年，就是2001年，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做出了公开的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2016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要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提出制度设计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责任，也标志着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已经来临。

 

　　二是意味着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模式”的转段升级。21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奇迹持续发酵，“中国模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热议。2013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是中国模式和中国价值观。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一直很低调，但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有增无减。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就是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尽管“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热议，但是中国官方从未提“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而是提“中国特色”。提出“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充分彰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中国方案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与西方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它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不提倡发展中国家照搬中国的发展道路，而是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可遵循，符合一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就是最好的道路。

 

　　三是打破了西方对社会发展制度的话语垄断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掌控着对社会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话语垄断权。近几年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经常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与宪政。“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提出，表明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有智慧对社会发展制度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价值。西方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不应再是普世价值，而应降为区域理论和区域模式。现在，世界对新的制度方案充满期待。提出中国方案，既体现了自信，也体现了担当，是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挨骂”问题。

 

　　四是开创了不同文明对话的新模式。冷战后，国际思想界在世界发展方向问题上是迷茫的，对文明共生的出路存在困惑：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互相讨伐；道不同，互相为学为鉴。中国给出了文明共生的答案。习近平主张破解“修斯底德陷阱”和文明冲突论，主张寻求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方案以文明对话开启新型国际关系的系统思考，是对中外优秀思想文化和智慧的融会贯通，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处理相互关系、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又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最大的自信是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既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孤芳自赏。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并不排斥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只有将自尊和尊重他人之长结合起来，才能进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同样，衡量一个国家政党制度优劣的标准并不在于采取哪种形式，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近些年来，关于政党制度问题，中西方从过去的互相攻击开始转变为这样一种观点：“现实点吧，西方人，让我们互相尊重对方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让我们做朋友。”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印证

 

　　对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发展，笔者拟从五个维度和五个范畴来考察。它们存在如下对应关系：文化性维度—求同与存异，历史性维度—领导与参与，内生性维度—合作与协商，合法性维度—执政与参政，实践性维度—共存与监督。

 

　　1．文化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萌发和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制度扎根于文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世界文明成果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之根。和合文化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求达到人和、国和、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境界。和合文化的实质是尊重多样性的统一，在和合交融中寻找统一的结合点，寻求用和合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实行并育并行、共同发展，实现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契合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文化的权威主义传统决定了必须依赖于某种核心实现社会整合。这种力量既要是精神层面的，也要具有制度的合法性。这就为我们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衍生出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强调群体利益的集体主义民主，为我国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中国传统的儒法相融的政治理念形成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再如，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参政党”的概念，但中国早在唐宋时就有了“参知政事”这一官职，简称“参政”（相当于副宰相）。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充盈着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2．历史性：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解决近代中国根本问题的必然选择。从近现代中外历史发展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与其所处的时代和国际格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在中国缺乏萌生的土壤和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旧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长期以来小农经济意识占据中国老百姓的主流意识，大多数普通百姓只关心有没有饭吃，有的只是明君意识、清官意识和侠客意识。多党制和议会制在多数人心目中似空中楼阁、飞来之峰，甚至认为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这一中国的根本问题，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两次多党制尝试（民国初期的多党议会制和抗战胜利后的中间路线）均以失败告终，都与忽视这一根本问题、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和参与有关。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并陆续北上共同参与建国大业。我们以前没有引起关注的是，这时离大决战开始尚有半年时间，国共两党实力相差仍然悬殊，各民主党派却毅然决然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跟共产党走。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共产党代表中国光明的方向。根据西方现代政治学和管理学一条重要原理——“领导者的唯一定义是拥有追随者”，这实际上意味着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初步形成。

 

　　3．内生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符合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制度。到目前为止，所有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除了传统文化习惯、公民法治意识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财富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经济落后，贫富差距和利益冲突都很大，票选就会失效，利益分配就势必通过暴力等非正常手段来解决。这里的核心问题不是西方的“一人一票”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第三世界很多国家超越历史阶段盲目照搬西方多党制往往造成水土不服、南橘北枳。其实，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搞“一人一票”的。20世纪初，英国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90%以上，但仍没有实施“一人一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放开。美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全面实施“一人一票”。瑞士到1971年才实施“一人一票”。现代化完成后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敢放开“一人一票”呢？主要原因有：一是经济与政治已经基本脱离，即使大选出现变数，无论谁上台，也不会引起大的经济和社会波动；二是这些国家多是财力雄厚的经济强国，国家有资本承受政治内耗，不大会影响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三是整个社会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中产阶级已经成社会主体，社会相对和谐稳定；四是法律上制度上机制上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私有财产保护体系；五是轮流执政的各政党大多由精英阶层组成，拥有掌控国家主要资源和权力的能力。邓小平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创出了人类社会全新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真正实现了倾听民声、广集民智，做到了政治稳定、决策有效，确保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展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4．合法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经由法律确定的国家政治框架中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西方一些人长期以来对我国进行质疑和攻击的一个焦点问题。所谓合法性，就是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同。这在西方多党制下主要表现为选举和票决。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邓小平早就说过：评价我们工作的标准是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2010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社会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高达87%，高居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首。5年半后，这一满意度又上升了2个百分点。法国益普索-莫里调查公司2016年1月27日公布的全球国家发展方向调查表明：中国发展方向最受民众认可，8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方向正确，位居全球第一。同年10月14日，法国益普索民调显示，这一满意度提升到90%。关于民主党派参政的合法性问题，早在1949年协商建国过程中，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了这一点。1993年，根据民建中央的建议，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由此，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5．实践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长期实践而不断发展和完善。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赴苏联“取经”。在政党制度上，毛泽东决定不学苏联一党制，指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归国后力阻民主党派解散，提出“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并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就是在邓小平提议下颁发的。江泽民提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框架：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在2005年和2006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发［2006］5号），揭开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新的篇章。习近平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特别强调要加强政党制度的效能建设，着力点在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赋予民主党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新职能。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特别是多党合作制度确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坚持不懈地推进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完善和实践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它不断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愈加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历史形成、法律确定、实践发展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智慧和共同努力的结晶，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具有内在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这种优势和作用已在中西方政党制度的运行效果对比中得到了印证。

 

　　1．有利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票决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票决决策绝不等同于科学决策，在科学和真理面前不能简单靠少数服从多数，必须经过深入调研、科学论证、集思广益。亚里斯多德说：多个头脑比一个头脑好。这里讲的是头脑，而不是手。我国的政党制度规定了民主党派有三大职责：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鼓励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出真知灼见，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避免中国共产党决策和工作的失误，实现科学执政。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与民主党派的民主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有利于实现民主执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还强调互相监督，特别是共产党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各民主党派要勇于监督、善于监督。这有利于执政党将自己的活动自觉纳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进一步促进依法执政。

 

　　2．有利于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西方选举民主的办法是投票表决，一旦决定了就一刀切。这在正处利益格局多元多样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尤其容易引起各方利益冲突和社会不稳定。西方各政党在权力争夺中往往不择手段、相互倾轧，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甚至导致社会四分五裂、动荡不安。2000年，墨西哥首次实现了执政党的轮替，举国上下欢庆终于实现了“民主”。但16年来，墨西哥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毒品犯罪愈演愈烈。前南斯拉夫原先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多党制之后，国家“一分为七”，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使总人口的1%死亡、10%沦为难民，经济倒退了20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政党制度以合作代替对立、以协商代替争斗，特别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有效避免了政党相互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维护了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3．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鼓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参政议政、团结奋斗。这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有利于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西方的政党政治是“否决政治”，容易导致相互拆台、相互揭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和国家机器低效运转、“治理瘫痪”。奥巴马一上台就提出要建设美国高铁，但是由于航空、公路等利益集团绑架政府，两党为了选区利益达不成共识，导致8年过去了，美国的高铁项目还是空中阁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高铁建设通过集中全国的设备、资金和人才，短短数年时间便建成了纵横东西南北、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的高铁网，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这种高效组织、高效运转的体制优势源自于我国的政党制度能够确保国家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能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地把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底，能够充分调动各种要素与资源，集中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4．有利于实现人民民主。在人权、民主问题上，西方国家往往采取双重标准。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被美国主流媒体称为“暴徒”。据《每日邮报》披露的数据，英国人口占不到世界人口的1%，但监控摄像头数量却占到世界总数的20%，达到了420万个，平均每个摄像头监控14个人，每人每天至少要走过300个监控摄像头的监控范围。2016年，西方国家发生了3起政治事件，吸引了不少眼球。一起是美国的“民主之春”抗议示威活动。各地抗议者赶往国会山，抗议金钱操纵美国选举以及政府的不当行为，要求改善民主，结束金钱政治，保证公正选举。华盛顿警方抓捕了1 420人次的示威者。另一起是法国的“黑夜站立”社会运动。该运动源于一场针对法国政府新颁布的《劳动法》改革方案的抗议示威，后来逐步扩展至抗议选举制度、金融资本主义等多个领域，整个运动蔓延到法国70多个城市。还有一起是最近的美国民主党“邮件门”事件。这起事件撕开了美国民主的面具，揭开了“纸牌屋”的秘密。最近，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和英国的“脱欧公投”暴露出西方多党制正遭遇信任危机。美国几乎所有共和党国会议员都反对特朗普，但特朗普却赢得了提名并最后赢得大选。一些西方国家选民参与投票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80%下降到21世纪初不到60%。2012年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下来，萨科齐和奥朗德的得票率分别只有27%和28%。在第二轮投票中，法国选民只好在他们都不大喜欢的两个候选人中勉强选择。奥朗德执政以来，民调一路下跌，最近跌到4%，创历史最低，只得宣布不谋求连任选举。英国超过2/3的议员选择留在欧盟。而在英国脱欧留欧的“全民公决”中，只有70%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2%的选民支持退欧。事实上约占英国全体选民35%的民众就决定了英国这一重大事项，导致了英国社会内部的巨大争议。西方多党制不能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也不能代表人类政治发展方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政党制度广泛开展政治协商，坚持有事多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既尊重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能够有效反映人民群众各方面利益、愿望和诉求，能够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总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充分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创性及对世界的贡献和启示

 

　　从政治发展道路和政党制度来看，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制度暴露了很多问题。台湾地区学者朱云汉和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总结出了西方民主的五种弊病：资本游说合法化、民粹政治泛滥化、政党分赃公开化、否决政治常态化以及政治治理司法化。中国学者张维为指出了西方民主面临的三重危机：选举的“游戏化”、民主制度的“资本化”、民主的“短视化”。我国政党制度在政党关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在政权运作方式上坚持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坚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顾同盟者的具体利益；在民主形式上坚持充分协商、广泛参与。所有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的首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要求。

 

　　中西方政党制度在政党关系、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政党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不同。一是政党关系上的合作共赢与零博弈之分。我国政党之间肝胆相照、通力合作的关系在西方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西方以争夺执政权力为目标的政党之间往往是互为利用、利益分赃、尔虞我诈的关系。二是执政方式上的执政参政、合作共事与轮流执政、在朝在野之分。这就是“一届接着一届”与“一届反着一届干”的区别，也是我国的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而西方国家很多规划悬而不决、难以付诸实现的深层原因。三是利益诉求上的广泛社会基础与少数利益集团之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兼具进步性与广泛性。执政为民，参政为公，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没有一党私利。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献金”从本质上使得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成为少数人的利益游戏。哈佛大学的专项研究表明，美国91%的选举是由获得竞选资金最多的候选人当选的。四是公共权力监督上的互相监督与恶斗扯皮之分。中国政党制度框架决定了执政党与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主要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西方政党政治在运行中往往伴随政党、政客恶斗。2009年，比利时的政党之间相互攻讦、倾轧，创下了大选后541天没有政府的当代政治奇观。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电视辩论中互相揭短甚至攻击隐私。

 

　　长期以来，我们谈到政党制度，往往多讲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而没有或较少讲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世界的贡献和启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加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今天，要大力弄清说透中国为什么能够以及怎样在政党制度方面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广泛民主，既保持一致性又体现多样性，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世界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从20多年来国际舆论的变化发展来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日益扩大，对破解政党政治的世界性难题具有突破和启示。

 

　　（一）如何避免大民主损害国家长远利益

 

　　西方多党制、议会制奉行“一人一票”，表面上让每个有选举权的公民都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和机会。但是，西方政党制度对国家长远利益带来的危害已为事实所证明。西方国家的民众往往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看问题，较少考虑合理性、科学性。长远利益既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家利益。对于国家长远利益，必须进行民主集中，加强顶层设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提出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和法国学者提出的“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都是研究如何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然而，西方政党政治下的多党民主无法从根本上破解这一个问题。

 

　　近几十年来，西方政党出现了去政治化、去组织化、媒体化、寡头化的现象，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政客化现象愈演愈烈。欧洲国家某政要在评价危机应对政策时指出，欧美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连任比责任更重要”。2010年，冰岛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废除所有外债，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成了“老赖”。2011年，有“民主摇篮”之称的希腊因债务危机，欲效仿冰岛上演“公投闹剧”（后被欧盟制止）。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11月7日评论：古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2016年6月举行的逆全球化的英国“脱欧”公投，是典型的冲动型大民主决策和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欧洲的“民疯”（Democrazy）和美洲的“民粹”（Populism）已成为多党制和票决民主政治中影响国家科学决策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新症结。

 

　　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能妥善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框架，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目标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首先，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至关重要。美国《大西洋月刊》2012年1月5日以“中国如何在每天500起抗议中保持稳定”为题报道了当时的广东乌坎事件：“中国东南部乌坎村的示威人群在外国记者聚集的临时媒体中心的外墙上印上标语，标语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要造反。我们不反对共产党，我们爱国”。美国媒体的报道虽有失偏颇，但也从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党的领导既是政治领导——体现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引导，也是组织领导——体现为党管干部。这两条能确保中国的大局不会乱。

 

　　其次，拓宽和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是无序的大民主。早在10多年前，习近平就指出：民主选举不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部，一选了之肯定会出乱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要配套完善起来，同时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说，要防止出现“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让权力与权利平等对话、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才能打掉这堵无形之墙。（2013年5月8日人民日报）。近几年来，我国多个地方在应对PX项目和垃圾焚烧场等邻避事件中，创造了对话与协商方式：通过有效沟通达成共识，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政党制度和参政党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可以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增强决策理性，整合社会力量，实现价值引导，促进政党关系和谐。我国的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与执政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可以发挥位置超脱、人才众多优势，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特别是还能够在引导和平衡国际国内舆论中发挥独特作用。

 

　　再次，有利于培育负责任的政府和政治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决策者在责任与连任之间如何抉择，是中西方政党制度的重大区别。当代西方多党制国家少政治家、多政客的主要原因在于重视连任、忽视责任。政治家（Statesman）的本意就是国家的人，其核心价值是维护国家利益；政客（Politician）看重连任、轻视责任，往往把自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罗家伦说过：“什么是政治家？身系安危，本着正大的主张和政策而行，不计个人成败利钝的是政治家。反过来，在政治上没有一定的主张，专计个人成败利钝的是政客。政治家要具备四要素：一是有所为；二是有所不为；三是要为国家定大难、决大疑；四是坚定沉着，不但不受自己感情所支配，并且不以群众的心理为转移。”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框架下，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目标一致、关系和谐，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关系法定。这就可以保证各政党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如何避免和纠正决策失误问题

 

　　西方的政党制度注重决策程序和细节，常在无关宏旨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关键问题往往在最后期限以妥协方式或全民公投方式解决。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注重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下的决策因为经过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以及人大的立法协商和政府的行政协商，更加负责、科学、民主、依法，失误相对较少。而且即使发生失误，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更容易纠错，政党间倾向于补台。在西方国家，各政党在决策出台之前往往争论不休，政策出台后一旦出现失误则相互攻讦和拆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变革、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功能。

 

　　首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学习吸收和自我完善、自我改变能力。邓小平曾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改革开放历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变革的历史。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自我完善和发展。尽管我国现行体制机制还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改革进行自我变革、自我纠正、自我修复、自我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能够为这种自我变革、自我纠正、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提供制度保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说：“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耳边常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执政的共产党时刻提醒自己少犯错误、纠正错误。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引用刘少奇讲过的一句话：搞统战工作就是找麻烦，找来的是小麻烦，省去的是大麻烦；进而指出：世界上哪有不麻烦的政治，更何况我们是14亿人口的大国，不怕麻烦才有良政。当今世界，随着利益格局越来越多样，思想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各国政坛乱象不断，唯独中国保持了团结民主稳定和谐而又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政治格局，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拥有不断发展完善的一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和一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框架。

 

　　其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能够保证我国的改革举措通过试点得以推广，从而减少失误、纠正偏差。邓小平曾说过，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了就大胆去做，错了就退回来。在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探索一般用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探索一般用试点的方法。但在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探索也往往用试验的办法——政治试验。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费什金已在20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了“协商民意测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院的约翰·S·德雷泽克教授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做了不同形式的公民主导的协商民主实验。这些学者都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其实，按照运动层次理论划分，社会活动要比自然界的变化复杂得多，用自然科学实验的办法来研究探索人类的社会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用低级版的的工具和办法去解读高级版的密码，是难以获得真相和探求到规律的。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认知，只有通过试点——以点带面式的实践探索，才能取得“真经”。当然，西方学者的“政治试验”本是无奈之举。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不允许也不可能让其有试点的地方和时间，即使试验成功了，如果不合地方和政客之意，也不一定能得到推广。任何一项试点及其成功后的推广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宪法和法律许可；二是顶层设计不明确、不完善或尚在试行阶段；三是群众有广泛意愿和热情；四是要有各级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五是要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这几条特别是最后一条往往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而这恰恰是我国制度的优势。试点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不断推进的深化改革实现自我完善的一个独特优势和重要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框架下，通过有组织的试点，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以点带面，变盆景为风景，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再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能够保证干部和人才既脱颖而出又具备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西方多党制下产生的总统、州长、议员，更多地是靠自我奋斗、自我宣传、辩论口才和承诺取胜的，往往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经历和能力。比如，奥巴马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仅在伊利诺伊州当过参议员。在我国，党管干部是确保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保证，也是西方多党制所不具备的优势。中共强调人才成长既靠个人努力，更靠组织培养，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干部和人才建设的制度。同时，中共重视对民主党派和党外干部的发现、培养、使用和管理，提出要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强调领导能力是要经过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历练而成的，这是干部成长的规律，党内党外概莫能外。中共的干部路线特别强调基层经历，主张干部要“敦敦苗”。特别是针对党外人才基层经历、从政经历方面的短板，中共提出“使用是最好的培养”，要提供更多的领导岗位安排党外人士，帮助他们砥砺品格、增长才干。经过实践锻炼选拔出来的干部，无论是中共干部还是党外干部，都具有较强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组织上保证尽量减少或避免失误。

 

　　（三）如何治理腐败和行使监督问题

 

　　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对官员的监督是非常严格的，而前苏联等实行一党制国家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这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多党轮流执政可以有效限制甚至避免腐败。然而，“透明国际”组织2012年公布的数据表明，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政府清廉程度与国家整体民主法治发展水平有关，而与采取何种政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原所长黃朝翰指出：“民主改革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但先经济后政治是各国的普遍道路。”这里牵涉到中外政治学上两个学术名词——行政性腐败（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与政治性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行政性腐败主要是官员个人的腐败，与国家政治制度无直接关连，如我国少数官员的以权谋私。政治性腐败主要发生于政、商两界之间，其手段大多是通过政策、法律制定，以特许经营以及垄断利润等形式进行“权钱交易”。其因与公众距离较远，不易引起社会关注，是更加隐蔽的腐败。政治性腐败往往涉及巨大的利益，一旦严重发展并暴露，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比如，“旋转门”是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下的一种特有现象。它特指西方国家中的个人特别是精英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当前，这种现象在美国最为突出，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越是实行多党政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民主制度不成熟，越是容易发生政治性腐败。印度尼西亚实行多党制后，政党之间不仅没有形成相互监督的遏制腐败的机制，反倒结成了腐败的分赃同盟。印度尼西亚一家重要智库的专家说道：“过去（指苏哈托统治时期）的贪污是在桌子底下，而现在（即实现民主化的时期）的贪污是把桌子一起‘吃’掉了。”印度2004年全国大选花费超过10亿美元，到2009年又翻了一倍。号称“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议员受贿情况非常严重。据印度《社会观察》的统计，2009年印度538个议员中有125个受到刑事犯罪指控。该报认为这个情况是印度政治体制中难以治愈的“癌症”。2010年底，印度曝出电信腐败案，电信部在2G通讯推广中因贪污舞弊给电信业带来390亿美元的损失。这一案件不仅重创了执政的印度国大党，也重创了印度的多党民主。

 

　　行政性腐败主要是官员个人的腐败，可以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和加强监督来防治。而政治性腐败涉及政党制度和政党利益，其治理必须从国家政治层面加以革新，难度较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强大的监督功能。一方面，执政党的党内监督十分健全而强有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的“八项规定”、巡视全覆盖、纪检组全覆盖，使党内监督不留空白、没有例外，具有世界上其他政党不能比拟的威力和效果。这不仅是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更是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相继出台，进一步确保了执政党从严依法依规治党。另一方面，执政的共产党自觉接受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并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展监督全覆盖试点——设立监察委员会。此外，相配套的人大立法监督、政府行政监督、媒体舆论监督等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而有效的监督体系。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政党之间的非竞争性和领导合作性决定了执政党和参政党都是为国为民，无论执政还是参政都不带党派私利，不可能存在政治性腐败。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按照财富多少来分配政治资源，绝不把人大、政协搞成“富人俱乐部”。党中央先后严肃查处了衡阳贿选案、南充贿选案、辽宁贿选案，并大力提倡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打造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这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治理腐败和完善监督机制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构建现代政党制度

 

　　到目前为止，照搬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除了传统文化习惯、公民法治意识、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财富基础。从国外情况来看，一般认为，人均GDP在1 000至3 000美元时，是政治参与要求迅速提高时期；人均GDP3 000美元是一道坎，会出现“拉美现象”：经济失调、心态失衡、社会失序；到6 000美元时期会出现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个时期转向多党制。中国2010年时人均GDP为4 4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没有发生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2015年时人均GDP达7 990美元，更没有转向多党制。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需要改弦更张走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皮特·鲍泰利曾这样说道：“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将给中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在一党制的体制下，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存在巨大潜力。”中国开启了“一党民主制”（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先河，为发展中国家构建现代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中国式协商民主对世界民主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提出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为了破解选举（票决）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票决）民主的缺陷。西方的协商民主理念至今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政治试验阶段。曾几何时，国内有的学者热衷于研究西方协商民主以及非执政党参与政策过程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启示，而往往忽视了中国式协商民主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习近平强调，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中国的协商政治制度和实践发端于新中国成立过程中，远远早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相对于西方协商民主的后发性、被动性、弥补性，这是一种先发的、内生性、根植式的民主形式，是中共、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共同智慧的结晶，深深融入执政和参政理念，是对人类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越南和老挝借鉴了我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模式。越共在坚决地划出政治底线（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的同时，在国会和越南祖国阵线（类似于中国的政协，老挝称建国战线——引导按）这两个政治平台中，给予党外政治组织、基层民主政权、民间组织以及媒体较宽松的空间，在不断拿捏和调整的过程中培育了一种可控的民主，一定程度上疏解了社会矛盾，巩固了越共执政的合法地位。

 

　　政党联盟是世界政党政治的普遍现象。由于利益格局多元、阶层分化加剧，在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不同政党和政治势力往往只有以政党联盟的形式实现力量联合，才能获得优势地位和更多的民众基础。政党间的统一战线在亚洲、非洲甚至欧洲等地区广泛存在。其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均曾以政党联盟的形式执政。2010年，有鉴于比利时大选后无政府现象，英国两党合作、联合执政。德国采取的是大联合政府。2013年7月21日，日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终结了“扭曲国会”的局面。阿根廷胜利阵线成立于2003年，由20多个政党、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组成。阿根廷正义党虽然一党独大，拥有70%的选民支持，但仍不忘以政党联盟的形式联合较小政治力量，以巩固执政地位。然而，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政党联盟存在和发挥最大效能的关键因素。坚持政治协商是政党联盟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照顾政党联盟中的各方利益是团结合作的必要条件。这种以短期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政党联盟只能是暂时稳固的。一旦利益格局有变，政党联盟随时可能解体。比如在英国2015年大选中，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一举赢得过半数以上选票可以独立组阁后，就放弃了与其合作了5年的自民党。

 

　　正如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一样，西方想仿效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决非易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共同利益基础、传统权威文化和领导核心。美国两党围绕医改法案的“驴象之争”就是典型例子。奥巴马上任后竭力推行医改，但遭到大医疗保险商、大制药商及其代言者共和党的坚决反对。2010年2月25日，奥巴马邀请了21位民主党议员、17位共和党议员就医改方案进行辩论协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随后，民主党利用在参众两院占多数的优势，强行通过方案。奥巴马于2010年3月正式签署该法案。然而，2010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赢得众议院超过半数的席位。2011年1月19日，众议院投票通过废除医改法案的议案。2012年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五比四的票数认定：奥巴马推动并实现立法的“医改法案”并不违宪。然而，美国两党之间的财经“驴象之争”愈演愈烈，医改方案每次都成为导火索，要实施遥遥无期。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造的协商民主为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它不是用纷争、内乱、竞争来强制推行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用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的互相协商、互相帮助、互相补台、共同协作的协商民主来实现人类的民主进步。这就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政党理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一些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式协商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认为，中国式协商民主不仅在中国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其他国家乃至西方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的国家也是适用的。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圆桌会议，发表题为《坚持民主协商 推动改革进程》的重要讲话。2010年，联合国有关组织发起了协商民主论坛。同年，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中国式民主，是政府倡导的从上而下的纵向民主与民众广泛参与的横向民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30年走出贫穷落后的重要制度保证。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影响正逐步走向世界。

 

　　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要通过赢得国际话语权提供中国方案

 

　　只有赢得话语权，才能得到广泛认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挨骂”的问题，才能有国际影响力，才能为人类对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对于作为世界性敏感话题的政党制度犹为如此。

 

　　（一）认清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和传播面临的挑战

 

　　要取得话语权，首先必须知己知彼，了解党内外、体制内外和海内外怎样看待我国政党制度，把困难和问题想得充分些。一是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对我国政党制度建设提出的新挑战。种种情况表明，政党制度仍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首选突破口。二是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对政党制度建设提出的新课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呈现出阶层分化、利益调整、思想多元、矛盾凸显、诉求增加等特点。政府公信力、政治信任等开始成为热议话题。在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最核心问题是对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价值认同。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政党制度建设提出新的任务。民主是现化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发挥多党合作架构在扩大和畅通诉求渠道方面的优势作用，促进我国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民主、自治民主四轮驱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四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对政党制度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迫切要求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协商，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增强防腐拒变的能力。

 

　　（二）努力发挥和展现我国政党制度的效能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也是优点。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还没有向国内国际社会充分展现出来。习近平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执政党和参政党要共同破解薄弱环节：对于共产党而言，要增强执行和完善的意识；对于民主党派而言，要提升履职能力水平。一是落实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之中。从实践看，党委出题—党派调研—多党协商—政府采纳—部门落实这一协商调研制度令其他国家十分欣赏。但现在较为普遍的问题是，政治协商两种形式中的政党协商不如政协协商开展得好，每年就重大问题的协商计划性不够，协商随意性、信息不对称、时间提前量不够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极大地影响着参政党参与协商的成效。二是在各民主党派与政府部门对口联系方面，往往民主党派比较主动，政府部门相对被动，存在“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三是一些地方虽然按规定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或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外事接待活动，但很多情况下他们是以人大、政协领导身份出现的，并没有同时体现民主党派负责人或无党派人士代表的身份。四是民主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够，存在弱、软、散、小现象。特别是要着力破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中的“事后容易事前难”“建议容易批评难”“反映容易反馈难”“聘任容易落实难”“规定容易规范难”等问题。五是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任务艰巨，成员老化、组织趋同、后备干部不充裕、知识结构单一、基层经验欠缺等，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参政党履职作用的发挥。只有按照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有关规定和要求，逐一破解这些问题，才能把民主党派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向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充分彰显和展现我国政党制度的效能和优势。

 

　　（三）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在政党制度研究领域，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

 

　　一是要有自己的标准和价值立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世界教科书所没有的，必须以我为主，要有自己标准和价值立场，不能用别人的政党标准看我国的政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政党理论研究方面形成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

 

　　二是要展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底蕴。在国际层面构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就是既要有国际发言权，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民主话语，同时要有说服力和影响力，彰显中国多党合作更加丰富的世界价值，用中国智慧影响世界。

 

　　三是要提出我国政党制度自己的概念和话语。习近平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对外表达和阐释宣传中，要抓住“参政党”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概念，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

 

　　四是对我国政党制度中一些敏感问题做好释疑解惑工作。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谈到政党制度时，有人把西方多党制、两党制奉为圭臬，言必称希腊，总觉得自己的肉不香、别人的菜有味，一些党政领导和理论工作者谈到这个问题时也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种制度和理论上的不自信，归根结底是理论不够成熟造成的。我们决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必须破解多党合作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廓清各种模糊认识，增强理论自信和政治底气。对国内外提出的有关我国政党制度的疑难问题甚至是质疑，既不回避、不虚与委蛇，也不能全部、简单归结为“中国特色”。要敢于发声、善于应对，敢于正面回答，把道理讲明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从根本上解决“挨骂”问题。

 

　　（四）切实强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传播效果

 

　　鉴于政党制度宣传的特殊性，其传播要采取递进式路径：讲故事—讲事实—讲道理—讲学理，逐步拓展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一是讲好政党制度的中国话语。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为老百姓解惑和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要首先让人听得懂，追求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习近平出访俄罗斯讲到我国政党制度时说，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别人的感觉没有意义；民建中央原主席成思危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比作同律不同音的大合唱；民进中央原副主席邓伟志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比作太阳系。这样的解读就十分形象生动、精准到位而又接地气，也易为民众和世界所理解和接受。实际上，民间在这方面不乏智慧。网民这样评论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家有百口，主事一人，这是中国家庭的治家思想；谋之于众，断之在独，这是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这是中国当今的治政理念。”这些都值得好好总结、学习、借鉴和推广。

 

　　二是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变抽象为具体、形象、生动，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这不仅能增进自信，也能促进他信。在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精辟阐述了“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开出了“中国药方”。在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上，我们有许多事实可以向社会和世界展示。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履行职责（包括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留下许多佳话和典型例子，都是我们讲好中国政党制度故事的重要素材，要深度挖掘、打造精品、广泛传播。比如，温岭民主恳谈会成长为典型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不仅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21世纪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道新曙光”，还吸引外国外交官去实地考察，被誉为“最有话语权的村民”“泥土上长出来的民主”。这就在事实上赢得了基层协商和社会协商的中国话语权。

 

　　三是请第三者或当事人现身说法。从传播主体看，目前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施行者比较单一，主要是政府。其实，对于多党合作实施得如何、这项制度好不好，如果由各级党委和政府自我评判，效果往往不好。换句话说，多党合作效果好不好，主要不取决于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怎么说，而更多取决于处于参政地位的民主党派怎么说。同样道理，这项制度能否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不能由我们自说自话，而应由第三方——发展中国家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可行性研究后形成支持结论。因此，由民主党派成员、第三国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比如，美国中文电视、美国中文网记者曾就民主党派与中共之间彼此信任的问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向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提问。邵鸿以多党合作和自己亲身经历作了回答，让美国记者无话可说。与此同时，除了奈斯比特、马丁•雅克、库珀·雷默、劳伦斯·库恩、福山等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外，我们还要吸引更多的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客观科学公正的评判和解读。

 

　　四是搭建我国政党制度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对话交流的渠道和平台。近几年来，每年到我国考察政党建设的外国代表团多达60来个，亚洲政党会议也多次在中国举行。前不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举办了“2016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会议承办单位中共重庆市委邀请了各国政党代表到重庆市委办公厅参访，对国外深层次认知中国共产党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建议中央有关方面，开展此类活动时应把我国政党制度作为重要内容，邀请民主党派参加，并借助这些渠道和平台积极就政党制度开展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交流。

 

　　五是创建“记家+学家”的传播模式，借助现代传媒扩大影响。要通过学者与记者有机结合，把学术语言通俗化、通俗语言学理化。特别是通过邀请境外记者以及利用网络新媒体等进行更加广泛立体的传播，以加快速度、扩大范围，增强辐射力、影响力和有效性。在此过程中，要寻求世界各国对政党制度的兴奋点、共鸣点和最大公约数。

 

　　五、结语

 

　　当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和作用发挥方兴未艾，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正在不断显现和提升。朝着为人类制度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目标，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实践上更加丰富、理论上更加成熟、制度上将更加完善，也将解读得更加生动、传播得更加鲜活、影响得更加深远，逐步构建出科学和权威的中国政党理论话语体系。事实上，统一战线核心理念和五大关系都可以提供中国方案。统一战线的核心理念是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强调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这蕴含着深厚的东方传统文化智慧，也是当前利益格局多样、阶层分化加剧、文化价值多元的国际大趋势中化解矛盾和处理复杂问题的一把金钥匙，能够为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处理内政外交问题提供重大方法论。民族关系涉及中国独创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宗教关系涉及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强调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原则和方针。阶层关系涉及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海内外同胞关系涉及“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解决港澳台问题的中国模式。这些无不蕴含着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同样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总结、提炼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