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生。1917年出生，江苏无锡人。1935年春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任上海教育运动地下党的负责人。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自1950年起先后担任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顾问。

 

    我与方老相识有缘，要感谢教育家李楚材先生。1996年春，我走进襄阳南路李楚老家，这位90岁高龄老人早已得知我的来意。他说：“我听说上图有个名人手稿室，你们正在征集陶行知手迹”。我连忙答应，并向他报告上图新馆即将建成。新馆除设有30个阅览室，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陶行知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至深，而上图至今没有一件陶行知的手稿，得知李楚老是晓庄师范首届学生，故特冒昩前来求教。李楚老听后表示上图新馆有这样的举措，他一定支持，并说手稿馆应有陶先生的位置，弘扬陶行知精神也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陶行知一生诗文数百万字，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的手稿遗留至今已不多见了。“抗战期间在重庆，我有幸曾得陶行知先生题赠一首诗歌，今天我可捐赠给上图。”李楚老即指着墙上挂的一幅“用书如用刀，不快自须磨，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此时我才发现这是陶行知手迹，没想到李楚老竟如此慷慨，使我欣喜至极。事后在李楚老热心帮助下，使我们与居住在南京、北京的陶行知夫人吴树琴和其长子陶晓光的夫人蒋秋芝取得了联系，并又为我介绍了中国陶研会会长方明同志。他说：“方明是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的学生，为人热心，乐于助人。你们也可以与他联系，相信他一定也会支持的。”因此，方明的大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历经二年多，我们奔波南京、北京两地，终于在李楚老、中国陶研会会长方明、副会长胡晓风和上海陶行知纪念馆馆长余洁生的大力促成下，陶行知家属将其保存600余件陶行知手稿全部捐赠给上海图书馆。这是我们历年来征集名家手稿，无论从数量到内容都可以说是最丰厚的一次。

 

    1998年夏天，方明同志与陶行知儿媳蒋秋芝在上海陶行知研究会秘书长屠棠同志陪同下前来上图参观。方老连声说：“办得好，体现了中国近代杰出人物的风采，所展示的人物都是文化精英。现在上海图书馆已成为陶行知手稿权威性的基地，我无比高兴，并希望上图早日成立陶行知资料研究中心。”当我们一再向方老致谢时，他很幽默地说：“你忘了，三十年代陶行知在上海时，我就是他的学生。解放前我长期在上海工作，我也可算半个上海人。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发扬陶行知的精神，把它一代代继续延伸下去。陶行知先生的二句格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要以陶先生为楷模，做出自已一份贡献。”方老一席真诚朴素的言语，使在场同志感动不已。面对这位80多高龄老人，不由肃然起敬。这时，在旁一位陶研会老师，告诉方老，萧斌如也是民进一员。方老“哦”了一声，问起我是谁介绍的？回答:“我是柯灵先生介绍入会的。”他听了很高兴地说：“柯灵和我是老朋友了。”这又使他回忆起当年与叶圣陶、雷洁琼、徐伯昕、吴贻芳、葛志成、叶至善、张明养、柯灵等17位民进会员共同推动“教师节”、“教师法”的建立。后来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方老激动地说：“前前后后经历10个年头，要办成一件事真不容易啊！”

 

    一年后，1999年10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108周年前夕，上图隆重举行了《陶行知手迹》一书的首发仪式，同时成立了“陶行知资料研究中心”。

 

    出席这次盛会的来宾有吴树琴、蒋秋芝、方明、胡晓风，上海陶研会副会长张葵、秘书长屠棠、著名书法家谢孝思夫妇以及华东师大、上师大、行知中学等共30余人。会上，上图领导宣布陶行知资料研究中心成立，为吴树琴、蒋秋芝颁发捐赠证书，并向各位来宾发送《陶行知手迹》一书。与会者对上图这一举措都赞不绝口，感谢陶行知家属为继承发扬陶行知清贫、廉洁的风尚，将他们各自珍藏的陶行知遗墨600余件，全部无偿捐赠上海图书馆。遗墨中有致夫人及其子女的书信200余封，内容有对夫人倾诉情感的“私人话语”、有对子女教育关怀，更多的是陶行知谈他对社会、对人生和对教育的种种看法，还有他的日记、备忘录、题词、条幅和部分诗稿等。这些素材对研究陶行知思想极有意义。当今是名人字画、手稿高价难求的市场经济时代，而吴树琴女士说：“上海是陶行知先生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可算陶行知的第二故乡，今天我们把这些资料放在上海，尤其是放在图书馆，则更有历史意义。”

 

    方老也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去年6月，我有幸到上海图书馆参观，见到了雄伟壮丽的现代化建筑，见到了舒适明亮的书刊阅览室，见到了精心保管的众多文化名人的手稿真迹。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今天我手捧《陶行知手迹》，心里止不住阵阵激动。这本内容厚实、装帧精美，称得上是一件宝贵的艺术品，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其中手稿有些是国际友人从国外辗转送来的，有些是老一辈在台湾的同胞令后辈专程送回的，更多是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晓光多年收集、整理保管的。陶晓光于1995年去世。这些手稿一直由其夫人蒋秋芝保管。正如她自己所说，晓光临死前再三叮嘱于她，今后万一家中发生什么事，你什么东西都不要拿，就把这只黑皮箱拿走，千万不要忘记。今天她做到了，晓光若地下有知，他也会安心了。”

 

    接着方老把来自大洋彼岸陶行知手迹作了详细介绍：陶行知先生爱他的诗稿，甚于爱他的生命，每当危险关头，他都采取严密的措施，保护诗稿。1945年12月重庆公祭昆明“一二.一”反内战运动死难烈士前夕，那时政局动荡，陶行知深知参加纪念会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更何况事前他已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警告，为了防不测发生，就在参加会议前夜，陶行知让学生和夫人吴树琴连夜为他整理和抄写诗歌。为了手稿安全，陶行知将诗稿分送几个地方保管：一份送银行保险箱，一份送给他的学生，还有一份送给一位驻沪美国领事克拉克。克拉克是美领馆联系工会方面的领事，他同陶行知有过往来，在接触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以后，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曾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再援助注定失败的国民党打内战了。后来克拉克的建议不仅被否定，而且不久就被调回美国。回国时，他将陶行知送的诗歌集也带到了美国精心保存。临死前，又把这份凝聚着陶行知心血和友谊的手稿交给次子小克拉克，嘱咐他无论如何保存好手稿，并在适当的时候送还中国人。八十年代中期，小克拉克曾来华东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在还是美国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对中国很友好。1993年，著名社会学家、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去波士顿开会，并应邀到小克拉克家做客。当时小克拉克郑重地把一叠装得厚厚的陶行知诗歌集手稿交给了邓先生，托他转交中国有关部门保存，总算了结了其父的遗愿。邓先生回国后，逐篇查对已出版的陶行知诗集版本，才知复写的诗歌都已出版，只是在次序上略有调整。唯有用毛笔手写的一篇自序未曾发表，于是就交给了全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先生。

 

    当陶行知家属做出决定，将保存的陶行知遗墨全部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时，方明极为赞同和支持，同时也为这篇辗转大洋彼岸五十余年的手稿找到了归宿。方老很激动地说：“五十年前这部诗集的自序被带到美国，如今陶行知的墨宝回了娘家，我特别高兴。这则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会的同志不一定知道吧。”

 

    这时，方老又来了一段插曲，他说当时看了这篇序言认为是真品，是陶行知的真迹，复写的诗歌出自师母之手，但为了进一步确认，他就请教当年在重庆为陶行知刻章的苏州老画家谢孝思先生。“谢老一看书稿封面上的图章，就说：‘这枚陶行知的图章是我刻的。’今天上图也把这位94岁高龄的谢老请来了，就请他讲述这枚图章刻印的经过吧。”这时在座的同志们都洗耳恭听。谢老介绍道：“1929年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书时，因老师黄齐生的关系认识了陶行知先生。十余年后，正值抗战期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办育才学校，我和黄先生都在重庆艺术学校教书。记得1943年秋天，我随黄先生到育才去看陶先生，他邀请我们二人到一家小店吃牛肉。谈话涉及育才经费极其困难，陶先生决心鬻字收入来维持，并说已邀请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一同刊登润笔启事。黄先生对陶先生说：‘你一向作书不用印章，这一来非刻一颗石章不成套数了。’陶先生说：‘对，我本来想用一方印章，这方印章的文字既像知行又像行知，既像签名又像符号。’我一旁听了，深为陶先生办学的精神所感动。一边吃一边开动脑筋设计一个外为‘行’字，内包‘知’字的图样，用手指蘸水划在桌上给陶先生看。陶先生看过将桌子一击，笑着说：‘好极！好极！’我说：‘回去后刻好就给先生送来。’陶先生说：‘你能刻，那更好了。’听说此后陶先生为人作书时，使用的就是这方印章。”

 

    谢老继又说道：“1944年秋，陶行知以育才学校名义为我和爱人刘叔华在重庆主办画展。叔华请陶先生书字留念。陶先生写了一幅行楷，即用这方印加在款末。这幅字的内容是这样的：‘世界已起变化火把要换人拿。不叫地上太平，青年领导老大。’”

 

    “这幅字我们一直珍藏着，‘四人帮’被粉碎后重新装裱，悬之壁间，朝夕晤对。今天上图成立陶行知资料研究中心，我们夫妇俩特别高兴。今天我们把陶行知写的这幅字也带来了，并与方老商议，在他的鼓励下，我们把它也捐赠给上图，一则以祝贺陶行知研究资料中心成立；再则把它放在名人手稿馆里更有意义。”在场的人无不拍手称赞。

 

    最后方老兴奋地说：“今天谢老给我们作了榜样。为了支持上海图书馆，我已呼吁全国各地陶研会和陶研专家及工作人员，把自己保存的陶行知先生手迹和有关陶先生的文物资料，继续捐赠上图。上图不仅拥有现代化保管手段，使各种手稿、文物资料能真正做到防潮、防霉、防火、防盗，得到最妥善的保管，且拥有充足的人力财力资源，使各种手迹、文物资料可以通过出版、展示、借阅等方式广为流传。陶行知的手稿及文物资料捐赠上图，既可免去散失、损毁之灾难，又可积极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宣传、学习、研究陶行知服务，为深化教育改革，振兴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方老一席讲话，使上图众人无不感动，感谢他对上图无限的信任和厚望。上图手稿馆的同志们为继续弘扬陶行知的精神，于2001年举办了“陶行知著作版本文献展览”并与浙江丽水师专图书馆联合举行了《20世纪陶行知研究资料索引》首发仪式。这次展出的版本共计300余件，而绝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罕见的出版物。开幕式上，邓伟志先生、上海陶研会、华东师大教育系以及陶行知研究学者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赞誉展出的300余件作品让人大饱眼福、上海图书馆馆藏资源丰厚。众人对《陶行知研究资料索引》一书的出版给予高度评价，称《索引》是开启陶行知研究资料时间跨越最长，内容最丰富、收录最完备的一把金钥匙，省却了学者许多翻阅资料的时间和精力，是从事陶行知研究工作者的好帮手。

 

    当时我也将《索引》向方老寄去一本。方老收到后，即给我来电：“谢谢你送我的《索引》一书，因为我正在外开会，遗憾不能前来参加这次盛会，对你们的工作，我是绝对放心，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开创陶行知研究做出新的贡献。”往后我与方老时有电话联系，或他来上海总要来上图手稿馆看看，有时我去他在上海的下榻处看望，他总是热情鼓励，希望我在陶行知研究上下功夫，如有困难可去找他设法帮助。

 

    记得2002年，美国小克拉克来上图参观。我告知小克拉克，他托邓先生从美国带回的陶行知一篇自序已由方明同志转送给上图了，他听了非常高兴。当他参观手稿馆时，见那么多名人手稿琳琅满目，尤其见到陶行知家属捐赠的手稿，有书信、日记、诗集，他不假思索的问及，“他们都是无偿的捐赠吗？”我回答：是。他立刻表示：“我应向他们致敬！难怪我父亲这样崇敬陶行知，一定要我把他的手稿带回中国。现在手稿陈列在上图手稿馆，父亲有知，一定也很欣慰的。”

 

    2002年7月，方老来沪约我到其下榻宾馆一聚。我便将这段经历告知方老，方老听后说：“你们做得很好，上图手稿馆应该多让外国友人参观，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由他们来宣传更有意义。”

 

    这次方老交谈时间较长，当我将要离开时，他从包里拿出一张宣纸说：“我的书法不好，我已录陶行知先生名言‘爱满天下’赠你留个纪念。一个人只要心中充满爱，心底就无私。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无论对人对事。所以赠你‘爱满天下’四个字，以资勉励。”

 

    2008年3月2日，方老在北京仙逝，享年91岁。我又失去一位崇敬的长者，而他对我教诲和留下这幅墨宝，我将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