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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下) 浏览:7185 发布人:admin 发布时间:2015/07/23 【字号

    刘哲民在《唐弢的民进缘》中谈到:“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和家圭,唐弢就商量将刊物办起来。柯灵提出改为《周报》,封面也是柯灵设计的。我被推为发行人,唐弢、柯灵为编辑。《周报》创刊号1945年9月8日发行,创刊号初版五千册,但读者不断上门或来信求购,连续三版,共发行了八千册。《周报》从发行之日起,即为国民党所忌,经常受到摧残。比《周报》稍后一点出版的《民主周报》及共产党人办的《文萃》,也毫无例外地频频遭到摧残。大家意识到,上海有这么多家的民主进步刊物,有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进行对抗的必要,因而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迅速成立起来。在这个联谊会里,《周报》发行最早,而销路又最广,其次是《民主》。联谊会每两星期开一次会,座谈出版情况,沟通消息,交流意见,商量对策。一天,徐伯昕找我和唐弢,要联系开会的地方。那时我担任经理的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已停业,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对沦陷区的银行一概不承认。银行楼上有一个会议室可以使用,怕联华银行总经理张邦铎有意见,我和唐弢两人一齐去找张,让《周报》几名撰稿人开一些会。经过同意后,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会议室就成为联谊会开会的地方。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来闲谈,傅雷提出因为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而《周报》又每周发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报道,进行斗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成立一个团体。用团体的名义随时对政局发表意见,扩大政治影响,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建议名称可以叫做‘民主促进会’。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以后在东庙弄郑振铎家中对发起宣言正式讨论过一次,是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唐弢是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郑振铎儿子郑尔康编著的《郑振铎》一书中谈到:“1945年8月30日,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先生(中共地下党员)和唐弢先生来东庙弄寓所,和郑振铎谈起了邀他主编刊物之事(即《民主》),郑振铎慨然接受了伯昕先生的邀请。于是1945年10月13日,《民主》正式在上海创刊了!在创刊号上,除了‘发刊词’是郑振铎撰写的以外,还发表了他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和《我们的责任更加重》两篇文章,还有马叙伦先生的《思想解放》,周建人先生的《略谈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景宋(即许广平)的《迎双十节》等约二十篇文章。‘在发刊词中’,郑振铎激动地写道:‘中华民国缔造了三十四年,曾经有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我们很惭愧,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的今天,还在谈民主……’《民主》从诞生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呼喊出了广大爱国同胞的心声。著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主》周刊第十四期上。”
 
    1945年的8、9月间,天气很热。郑振铎在庙关的老家还来不及收拾,柯灵和端毅(即唐弢)也来好几次。他们表示办一个综合性周刊,这个主意最早是由柯灵提出来的,这时刘哲民和钱家圭二人愿意在经济上资助。不久,《周报》便于9月8日创刊,成为战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创办的第一份综合性周刊。在柯灵他们筹办《周刊》的同时,伯昕也多次来找郑振铎。这位已故韬奋的亲密战友,为了继承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的光荣传统,伯昕来邀请他这位韬奋的老友出马,来主编重办一份周刊。当然,名称不再叫《生活》了,便决定叫《民主》。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胜利后国内的首要问题,是实行民主政治。郑振铎当然明白办这个刊物的本身,就是参与政治斗争。他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而伯昕又先后给他配备了几位得力编辑,像蒋天佐、艾寒松,实际都是中共党员,还有董秋斯,后来也入了党。《民主》经过周密筹备,于10月13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郑振铎在4日写的《发刊词》。表示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的军队或政党支持’的刊物。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合法斗争的需要。他虽然确实是‘无党无派’,但《民主》周刊实际上是中共支持的。《发刊词》坚定地表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此时,上海的国民党当局已加紧对民主运动的迫害。郑振铎于12月8日在该刊发表《我们的抗议》一文,强烈抗议反动当局没收《民主》、《周报》等刊物。就在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下,郑振铎与夷初(马叙伦)、伯昕、广平、乔峰(周建人)、朴初、景跃,洁琼、柯灵、林汉达等人(大多是《民主》、《周报》两刊的主要撰稿人),以及部分由王绍鏊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绍鏊是地下党员),筹备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
 
    成立组织
 
    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今陕西南路235号的卢湾区图书馆)举行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这也是民进的成立大会。我在民进成立大会前夕,接受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梓年指示,到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检查会场安全,同时对会场周边环境进行秘密勘查。现保存有大会签到一页,签名出席的有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慛华、胡月城共26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向大会报告本会发起的原因和经过,他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这次大会作出了几项决议:一、一致决议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通过本会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并决定在理事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由此可见,民进从成立的时候起,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合作者和同盟者出现的,民进选择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