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背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对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何去何从的抉择。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推行独裁统治，企图消灭共产党，为发动内战作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在民进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导，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1945我在文萃杂志社任编辑，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梓年指示我与马叙伦接触联系，在朋友的荐引下，我和马老认识并与马老及其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我与马老的小女儿常有联系，我们两家仍有来往。期间我与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等人都有联系。1947年，我在香港与马叙伦是邻居，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向马叙伦提议在香港发展民主党派，马叙伦向潘汉年提出要发展我。这样，我在香港经马叙伦介绍，加入了民进组织。张执一同志《在上海局工作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谈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夜，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准备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为此，我和张承宗、刘长胜等先后由解放区秘密来沪，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久，接到党中央8月21日发出的停止举行武装起义的电令，起义的准备工作就中止了。此后，我即在刘晓、刘长胜领导下从事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从事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的抗战工作。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的，有王绍鏊、何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党员）和赵朴初等人，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捐给解放区的衣物药品，是交给我们代运到山东解放区的。当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协助宋庆龄工作的，有美国进步人士谭宁邦和德国进步人士安娜王（中共党员）及廖梦醒、俞志英（廖、俞均系中共党员）等女同志。由于衣、药的物品数量太大，次数又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是由俞志英交给赵朴初居士主持的“佛教少年村”代收。这位我党多年的好朋友赵朴初居士公私分明，一丝不苟。”张执一同志在这篇文中还提到许多秘密党员和工作关系，涉及民进的有，董秋斯、冯滨符、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郑振铎、冯明养、孟秋江、梅达君、万景光、陈巳生、张纪元、严景耀、雷洁琼等，这些人大多就是民进创建过程的发起人。

 

    徐伯昕在1983年1月19日民进会史的一份文件上批示，“民进在上海发起组织时，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开展起来的。主要负责人是刘晓、刘长胜同志，直接出面和我联系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执一同志。”

 

    蒋群明在《怀念敬爱的伴侣张纪元》一文中谈到，“1945年党组织决定他（张纪元）除教育工作外，还要从事财经工作。从这年9月开始，他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负责的党的地下经济机构——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中任公司内部副经理，在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他参加工商界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以联络感情，互通信息为名宣传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和党的统战政策。纪元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勇敢地参加反内战，同马叙伦、王绍鏊等老前辈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参与筹备工作。他和王绍鏊每天早晚以打太极拳为名，两人一起推手时就商讨如何筹建民进的工作，研究联系对策等，还有赵朴初、梅达君等同志常在我家聚餐聊天，用谈天说地的方式议论创建民进之事。”

 

    1945年12月30日和1946年1月2日参加民进成立会议和选举会议的，中共党员就有王绍鏊、徐伯昕、张纪元、梅达君、孟秋江、万景光。有的虽不是中共党员，但一直和地下党保持密切的关系。如曹鸿翥，时任联丰花纱布公司董事长，曾掩护地下党将布匹、盐等物质运到解放区，长期与地下党有联系。陈巳生时任上海关勒铭金笔厂董事长。关勒铭金笔厂曾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活动的场所。

 

    作为当事人回忆和记忆者的阐述，马叙伦1946年1月7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胜利中国的瞻顾》，文中谈到：“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越来越沉闷。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江渤著的《马叙伦》一书中谈到：“马叙伦经常和《周报》、《民主》的创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在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藏南路26号）聚会座谈，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逐渐在马叙伦的周围形成了一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另一方面，地下党员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按党组织指示，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洪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们每星期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经老友谢仁冰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会面。叙谈间，马叙伦认为王绍鏊观点正确，论证充分，很受启发。从此两人经常来往，志趣相投，对时局的许多看法和主张都很一致。于是，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得到了结合。两方面人士在马叙伦和王绍鏊主持下多次聚会座谈，进行活动。他们还在《民主》、《周报》等刊物上撰文，协同作战。在青年会的一次聚谈会上，马叙伦和王绍鏊、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洪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人谈到只靠刊物进行斗争是不够及时的，最好能占领报纸阵地，又考虑到报纸受国民党新闻检查法的严格限制，尤其不宜刊登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激烈文字。如果能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发表文章，就容易被报纸接受，影响也大得多。于是，有人提议最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经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形成共识

 

    王绍鏊在《我一生的政治活动》中追忆：“有一次我将写好了的一篇主张先民主而后统一，反对先统一而后民主的意见书让一些知名人士签名的时候，马叙伦也有一篇上蒋介石书，提出五个纲领，第一条就指出‘要统一军政’，正好与我的意见相左。故朋友将写的意见书交来时我不签名，而我的意见书传到了马氏处，他也没有签名。但马氏见签名里有我的旧友谢仁冰，就先问谢意见书是谁人手笔，谢告知是我的手笔，马氏就让谢介绍我见面，见面后稍有争辩，但争辩后马氏就把他上书的原意撤销。约定先邀请对方的朋友在广和居开一座谈会，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郑振铎、唐弢等，我这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人。时值马歇尔（驻华特使）要来中国，大家主张扩大座谈会，多约朋友来参加。首次会议是在青年会召开的。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洪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均到会。第二次到会的朋友更多，当时就有人提出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于是定期在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讨论组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通过了简章及宣言，宣言内容以我的意见书为主，删去文尾，加上了几句口号，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

 

    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从事革命力量的联络工作。还在抗战时期，他就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建有广泛的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不久，王绍鏊加强了和三部分人士的交往联系，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针对蒋介石关于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写文章提出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王绍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一致拥护和称赞，他们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好出去征求签名，付报刊发表。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处时，马叙老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急问这是谁的手笔，谢仁冰直言以告，马叙老立即邀请王绍鏊前来面谈。马叙伦、王绍鏊两人一见如故，相互佩服对方的胆识和胸怀。王绍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欺骗性和危害，使马叙伦心悦诚服，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名。从此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当时马叙伦方面也有不少朋友，如周建人、郑振铎、柯灵、唐弢、徐伯昕、李平心、严景耀、傅雷、蒋天佐等。他们或是进步刊物的经营发行者，或是主要撰稿者，他们也常聚会座谈，议论国是。于是就由王、马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大同路（今北京西路）的广和居及八仙桥青年会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不久，由于斗争的需要，大家都觉得志同道合的同志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以便有效地进行斗争。此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经过了一阶段的酝酿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

 

       （口述：温崇实    采访：吴锡耀    整理：吴锡耀）